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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跟台灣的“緣分”

 

曹長青

我在中國的時候,台灣對“大陸人”來說,一直是個神秘兮兮的地方和概念,尤其是帶著違禁色彩。因為只要提起台灣,接下來的概念就是“台灣特務”,好像台灣對“大陸”的唯一興趣,就是收集情報,而任何一個和台灣有點“瓜葛”的人,都可能是台灣特務。和國民黨在台灣的強勢“反共、反攻大陸”宣傳相反,共產黨的宣傳裏極少提到台灣。在資訊極端貧乏的歲月裡,那麼一、兩部有“台灣特務”出現的電影,已經足夠深入人心。

我們對台灣內部的資訊一無所知,也不關心,因為沒有興奮點讓你關心。所以和台灣在心理上的距離,比和美國還遙遠。到1987年,我在深圳看到一些國民黨老兵從香港經深圳,回到內地去探親,開始瞭解到台灣的富裕。偶然也看到港台電影,除了強化了一點對台灣的“資產階級化”的印象之外,仍感覺很遙遠、陌生。

見到的第一個台灣人

直到1988年來美國留學,才見到第一個台灣人。那是在印第安那州的一個大學城,有家中餐館,老闆莊振戊先生是從台灣來的,他為人很熱情慷慨,對我們夫婦也很友善、關照。那時我們對台灣有“外省人”和“本省人”之分,毫無概念,只知道他是台灣來的。據說當初中國大陸留學生剛到美國時,台灣學生見到他們就喊“共匪來了!”不知是真的,還是笑話。

多年過去,想到我們最初來美國的日子,就想起最早見到的那位台灣來的莊先生。但不知道他是藍還是綠,因為如果是藍,後來就可能對我們不會那麼友好了。結果,在2007年秋,台灣人在紐約舉辦了一場有四千多人參加的台灣加入聯合國集會遊行。我受邀做了一個演講之後,剛走下講台,有人拍我的肩膀,回頭一看,很像是那位印第安那州的莊先生,因他身材魁梧,給人印象深刻。在疑惑中,他開口了,真是無巧不成書,他真是那位莊先生,專程從幾千里外的印第安那州,趕來紐約參加這個集會。於是,在我來美國將近二十年之後,才知道我結識的第一個台灣人是“綠”的。後來得知,他還是台灣人在印第安那州的大將之一,出錢出力,參與各種台灣人活動。去年底我到聖路易斯演講,他們夫婦還開了幾個小時的車去看我,還拉去一大堆當地的玉米,給所有與會者。他像二十年前一樣,還是那樣熱情、慷慨。

我們“和平統一”了

在印第安那念了一個學期之後,我們就搬到了洛杉磯。遇到的第一個房東崔喜,也是台灣人。那次租房經驗,以後再也沒有過,所以令我和妻子至今難忘。因為那個台灣房東,居然把兩岸三地的五家“統一”在一個屋簷下。崔喜和先生是台灣本地人;來自香港的安東尼在一家華語電台做記者,他當時的女朋友,是來自台灣的“本省人”,基本上和安東尼住在一起;達爾文是建築師,台灣外省人。他溫文爾雅,為人和善,樂於助人,年近三十,仍單身,但追他的女孩子,有時竟跑到我們這大房子中,死纏著不走。另一對夫婦來自中國大陸;加上我們,總共五家。

多年過去之後,回想起來,十分驚訝,當年那麼多人住在一起,共用一個廚房,兩個衛生間,還是香港、台灣、中國的不同背景,居然相處得非常融洽,從未發生過任何爭執或糾紛,而是有事相互幫助。每到週末,大家一起合夥做飯,一大桌子人,聊天、講笑話,其樂融融,真正是“和平統一”了。我們並非不談政治,而是談得很熱烈。大陸人罵共產黨,台灣人罵國民黨(本省人、外省人好像沒什麼區別),香港人只是樂呵呵地賺錢、交女朋友。這一大屋子人,經常在一起,從生活到政治,無話不談,卻從未發生過觀點衝突,更絕無爭吵。今天想來,都覺得非常不可思議。

跟黑人學車差點喪命

女房東的先生常年在台灣,她自己在洛杉磯阿罕布拉區經營一個小五金店。當時大房子門口路邊,有位當年越戰的黑人老兵,“住”在自己汽車房子裏。女房東好心,讓他從大房子拉出條線,於是他的“汽車房”有了電。他經常住在我們門口。

剛到洛杉磯時,必須學開車,因那個城市龐大,公共交通很少。那個黑人老兵主動教我開車,為我省一筆學車費。可跟他學車的第一天,他就叫我上高速公路。我剛在小路轉了幾圈就上高速,相當緊張,所以不敢開快,他就踩我放在油門的腳,汽車就一路飛馳,伴著我的心跳。到了一個很遠的郊外,他下了車,讓我在車上等。但不一會,就看到他被一幫黑人追趕,他跑過來跳上車,跟我高喊Go Go Go(快跑)!我還沒完全反應過來,那幫人已經追到了,來拉車門。我憑直覺,知道大事不妙,所以拼命踩油門,一溜煙上了高速公路,一路飛快開回住處。

回來才發現,車門上有很多血。美國給了越戰老兵很好的待遇,但那個老兵卻把錢花在了毒品上。他趁教我學車之際,開到那裏買毒品,發生了糾紛。當時如果沒跑掉,不知會有什麼後果,想來後怕。但我從此再不懼高速公路。不過也再沒有過第一次上高速那種演電影般風馳電掣的經歷。

台灣的女房東看到我學車辛苦,要出錢幫我交學車費。怕我不接受,就讓我幫她清點五金店貨物,好在我以前當過出納和會計,幫她清點得清清楚楚,她很滿意。

後來我們在美國搬過許多次家,但這位台灣人,是所有房東中最和氣、友善的一位。可能這也是我們這一大套房子裡,中港台背景的幾家住戶,能夠一直友好、快樂地合住在一起的原因之一。還或許是因為,我們大家都彼此相互尊重,所以才能和睦相處、居住,“統一”在真正和平、友好的前提下。

到民進黨總部聽“台獨”

1989年,天安門事件爆發。我和其他一些在美國的前中國新聞記者們,創辦了一張《新聞自由導報》。當時有一些來自台灣的人支持(外省本省都有,從口音上聽,外省人比較多)。和他們聊天時,也談到了台獨問題,有人問我怎麼看。我說人家自己要獨,當然應該支持。當時有人對我這個“大陸人”不反台獨很吃驚,大概也有人認為我對台獨實在無知。

當年底,我和其他一些中國民運、異議人士一起,應邀首次訪問台灣。那次訪問,是政大、聯合報和國民黨主持的。期間有民進黨的人傳話,想邀我們到他們總部聊聊。很多民運人士表示不去,以示反台獨,另外也有向邀請一方表態的意味。當時只有我和民運刊物《中國之春》主編胡平等幾個人,去了民進黨總部。除了我本來就沒有對台獨的反感之外,還因為我在中國是做記者的,職業習慣(也是要求)就是要聽雙方的意見,所以更願意去那裡聽聽。

當時一個民進黨幹部,給我們講了為什麼台灣人要求台獨等。講完後,他們問,如果你們這些民運人士將來在中國掌權,當總統了,台灣人仍要獨立,你們打不打?記得當時胡平回答說,用武力打吧,不符合民主原則,但不打吧,那我們剛執政,台灣就獨立,然後西藏和新疆也連鎖反應要獨立,中國領土一下子少了一大塊,怎麼向人民交代呢?我的回答很簡單,絕對不能用武力,尊重台灣人民的選擇權。我不想從政,更沒有想過當總統,所以更多想到的是原則、理念,而不是政治利害和操作層面。我跟胡平的分歧,是因為考慮問題的出發點不同。這也是後來我寫台灣問題的一個基點。但當時對台獨問題的認識和感覺都是抽象的。

直到台灣通過總統直選,成為民主國家之後,我才真正產生了關注台灣興趣。後來在洛杉磯的一次演講中,我引用了一個流傳的段子,其中最後兩句是,“台灣說要獨立,全中國人民都笑了;北京說台灣是中國的一個省,全世界人民都笑了。”在台灣演講,再次引用這個笑話之後,我的“台獨”立場就被定性了。於是,這場和台灣的“緣分”就被拉得更近了。

但二十年過去,台灣的變化實在太大了。這其中,最令人目瞪口呆的,是國民黨的變化。記得1989年第一次到台灣時,有中國異議人士對國民黨拒絕接收逃到台灣的大陸人士表示不滿。當時國民黨接待我們的人回答,“如果你們大陸人都逃到台灣來,還不得把台灣壓沉了。”我接過來說了一句:“怪不得我來台灣後,一直覺得晃晃悠悠的。”回家學給太太聽,把她逗得哈哈大笑。

今天,國民黨不僅不怕“大陸人”湧向台灣,把台灣壓沉了,而是張開雙臂,歡迎陸客。或許,他們寧肯台灣被壓沉了,也不肯讓她高傲地獨立吧。

今天,台灣對我來說,往日的遙遠、陌生感早已蕩然無存。但對她越熟悉,越期待她儘快走向一個成熟、獨立的真正自我。

——原載台灣《當代》月刊2010年6月復刊號

(作者曹長青為獨立評論員,http://caochangqing.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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