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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子與蘇格拉底
---兼談封建與民主---

◎ 鄭思捷

為什麼起源於希臘亞典的直接民主制度,像曇花一現地,實行了幾百年後就消失﹖為什麼又在二千年後,民主政治思想、理論在歐洲、美國能夠再度發展起來﹖

為什麼中國人的追求民主的努力,在一百多年前從康有為等人的維新,經過五四運動,到六四天安門事件,卻是一連串的失敗﹖

為什麼在最近半個多世紀期間裡,民主觀念的建立,民主制度的實踐和民主文化的培植,在中國和台灣仍然沒有順利發展﹖

這個問題,無可否認地必然會被關心台灣民主前途的人,認真地思考。它的原因和答案更必須被我們追究和討論。我願意在這裡再一次重提我的看法。

這個看法只是我個人的意見(opinion)而不是一個理論(theory)。而且,我也知道的很清楚,這個意見或許會引起許多人的爭論。但是,表達意見正是民主文化的基本,也是一個知識分子應盡的義務和責任。

我認為西方國家之所以能夠落實民主,有些地方歸功於蘇格拉底(Socrates)。中國之所以無法順利發展民主、科學有一些部分乃因人民尊奉孔子的倫理道德。

在大約同一個時期,東、西兩方,很巧合地各自產生一位偉大的哲學家、教育家﹕中國的孔子(公元前五五一至四七九年)和希臘的蘇格拉底(公元前四七0至三九九年)。這兩位名滿天下的偉人,雖然有相似的地方,他們的遭遇卻有很大的不同。他們倆人對後代的影響,更有如天與地之分別﹕前者代表封建,後者民主。

蘇格拉底生長在真正民主的亞典。當時民主(DemoCracy)的意義是,全市民自己治理。因此,民主被認為是一種貧民政治(Rule by the Poor)。當時亞典的民主制度是,透過人民議會和 人民法庭,來自己治理。這些議員和陪審員,是從全市民中大家抽籤輪流擔任。每一位市民都有權利和同等的機會參與政治。這是最直接的民主制度。

但是,蘇格拉底和他的一些有名的學徒,如伯拉圖(Plato),都反對這種真正的民主制度。認為政治也應該像其他的行業一樣,必須由最賢明的人來執行(rule by the best),他們贊成精英 政治(Aristocracy)。

在公元前三九九年,以對神明的不敬和腐化青年人的兩個罪名,蘇格拉底被起訴審判。人民法庭以二百八十票對二百二十票,相當接近的票數,判決蘇格拉底有罪。後來又因他的傲慢態度,被以三百六十票對一百四十票,極為明顯的多數,被判定死刑。

雖然這件重大事件對亞典民主的名譽無益,我們也不能因此對亞典的民主下惡評。

依據亞理斯多德(Aristotle)的看法,有兩件事歸功於蘇格拉底﹕歸納、推理的方法和探求事務通性。後來希臘一些不同的哲學派系,都可以直接或間接地追溯到蘇格拉底的教誨。後代的人對蘇格拉底極為尊敬,而稱他為最偉大的教師,並以他作為典範。

孔子,正如蘇格拉底,被中國人尊稱為“至聖先師”。他生於中國周朝的末期。當時中國的封建制度逐漸在崩潰,權謀家四處興起。孔子眼看這種敗德正在加速漫延,只有恢復古禮才能維持封建制度和提高道德。

因此,孔子專心重整周禮,並且加上他自己的解釋。這些述作奠下了儒學的基礎。四書五經變成了中國的標準課本。中國的每個朝代都以孔子的倫理道德,當作考試的材料。孔子說的都是對﹔我們不可以有和孔子不同的意見。每個想作官的人,必須背熟孔子的教條,才能通過這樣的科舉。

中國也就如此地建立了根深蒂固的封建制度和堅不可破的封建思想。

孔子反對當時天下為私,父傳子、子傳孫的封建制度。他提倡“天下為公,選賢與能”的封建制度。我稱它為“封建精英”制度。

孔子的“天下為公”的意思是,君主、帝王不應該由一個家族來世襲的封建制度,並不是國家屬於人民的民主觀念。

孔子的“選賢與能”的意思是,那種堯選舜、舜選禹的君主選賢明的繼承者,並不是人民有權利選舉賢明的代表的民主精英觀念。

這兩位偉大的教師,一位教導他的學生如何思考和辯論的技巧﹔另一位教訓他的門徒如何解釋和遵行教條。從此,東方維護著封建制度﹔西方走向民主與科學。

中華民國政府至今仍然殘留著一些封建制度﹔台灣人受到中國傳統文化的影響,還存有一些封建思想的痕跡。

譬如說,(四十年前)國是會議的代表,由執政的國民黨欽定賢明的人士,就是忠心遵行孔子的選賢與能的封建制度。台灣人也很習慣地跟着中國人尊稱孔子為“至聖”,這是一種封建思想。在“聖人”中應該是一律平等,沒有“至聖”、“亞聖”和“季聖”之分。

在一個民主的社會裡,封建思想不容易存在。四十多年前,台灣送了一尊孔子銅像給,美國的波士頓市。但是,該市的市民看到銅像下的禮運大同篇中的一句話﹕男有分,女有歸,的封建思想,而拒絕接受孔子銅像。

所以,在台灣人民追求民主政治時,我們必須非常清楚地認知,維護甚至發揚中國固有傳統文化和建立、培植民主理念,有時是無法並行,甚至很多地方是互相衝突的。

我們更要了解,民主的幼苗無法生長在封建的土壤裡。有封建觀念的人民不可能建立一個民主的國家。

因此,台灣的知識分子,尤其受過西方教育的台美人,有一個不能推脫的歷史任務﹕幫助台灣人民分辯民主和封建。台灣的知識分子更要以身作則,他(她)的一言一行符合民主的原則。

只有在台灣人民認識了民主的理念,決心實踐民主的原則,台灣才會是一個民主社會。

Revised: September 25, 2012

【寫後語】:這篇是原文“孔子與蘇格拉底---兼談封建與民主---”的縮短版。它刊登在台灣的自立早報(現已停版),一九九三年一月七日。原文經由一位在台灣的年青醫師,陳興正,投送給報社的。

在一個很偶然的機會,也沒有經過別人的介紹,我們相識了。我們只見面過一次面。但是,從短短的會談中,我發現他擁有知識分子的良知和正義感。我們對當時的台灣,因經濟的起飛所帶來的腐化人心的隱憂有同感。

他以陳真的筆名,經常在報紙僎文,關心、提醒社會的敗象。我在美國也希望,為了台灣更好,和他一齊努力。當時,還沒有e-mail,來往書信都是航空郵件,很費時間。

在幾篇文章被報社退回後,在一封來信中他這樣寫著﹕“您的文章多為論理,不是台灣報紙喜歡的,新聞性的比較會登。”

後來他來信告訴我,他將要去英國留學。我們就這樣結束了短暫書信的來往,失去了聯繫﹔但是我們的相識卻是珍貴的。

事隔二十年,不知道這位當年還是一位年青的醫師,身在何處﹖回到台灣﹖留在英國﹖是不是還像當年關心台灣的人權、媒體﹖還是失望放棄了﹖如果能籍著現代發達的資訊網,我們能再聯絡上,這可算是我們當年為了台灣更好的努力的一個回報和安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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