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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恆煒專欄》《面對獨裁》書成自記

◎ 金恆煒

這是一本意外的書。這裡的「意外」,不是學者、作家出書時所說的在寫作計劃之外的那種意外;我的「意外」是真的意外,是超乎人力掌控的生命之意外;本書是掙扎於兩次癌患意外下的劫餘之書。

2010年8月,我得了胰臟癌,依當時的各種資訊,存活率很低,低到只有百分之十,甚至百分之二。一位朋友的哥哥是腫瘤專家,看了我各種病例報告後,判決很簡單:「2年」。於是被迫放下手上所有工作,包括經營了20多年的《當代》及出版社、政治評論專欄以及廣播、電視談話節目等等。一貫被忙碌填滿的生活,旦夕之間全抽空了,只能聽憑癌細胞在身體裡搞殖民。

2010年9月大手術之後,承昭姿的安排,到和信做化療與電療,院長黃達夫先生常到病房探視。黃院長博聞多識,跟我上下古今談了很多,很引發我們的談興,他或許是透過「談聊」來做心靈馬殺雞?

5周的化療、電療結束之後,繼續追踪,每3個月做一次斷層掃瞄。2013年,看來情況穩定且樂觀,內人與我遂起念到芝加哥探視寫論文的兒子,預計待3個月,等他論文殺青。3個月的停留,本來打算接受長青兄的建議,趁機寫一本與胰臟癌拚摶的書(當與文翊合寫;是我們下一本書);長青兄的尊翁患胰臟癌過世,他認為這本書可以風行一時。

芝加哥幸有老友楊誠、譚愛梅兄嫂、許達然夫婦及新朋友李旭登、林瑛莉伉儷等,不算寂寞。最好的是,能與兒子同到芝加哥大學,他做研究,我摸到圖書館去,瀏覽台港雜誌,還可借出細讀。基本上我關注的是50年代台灣政治的文章、書籍,尤其吸引我注意的是吳國楨事件中胡適的角色,我也注意到殷海光與胡適的分歧。解嚴後《自由時報》根據吳國楨回憶手稿並訪談吳夫人黃卓群女士,1995年出版《吳國楨傳》,附錄了當年最犯蔣家忌諱的文献,包括〈吳國楨啟事〉、吳國楨給蔣介石的五封信、致國民大會書、宋美齡與吳國楨夫婦來往書信以及吳國禎與尼克森的來回信等等,據說後來國民黨所以派人暗殺江南,就是因為江南要訪問吳國禎,披露那些書信、檄文,抖出那一段黑暗醜陋不堪聞問的兩蔣穢史。

可怪的是,《吳國楨傳》中獨獨缺少他與胡適論戰的過程。如此關鍵緊要的史實,為什麼吳的回憶錄及吳國楨夫人訪談不著一字?受好奇心的驅使,開始蒐看這方面的文獻。芝大圖書館存有Look全套,我影印了1955年吳國楨挑戰蔣家父子的文章,「Your Money Has Built a Police State in Formosa」(〈你們的錢在福爾摩沙建立了警察國家〉)。可惜的是,胡適針對吳文發表在《新領袖》(The New Leader)的反駁文章「How Free Is Formosa?」(〈福爾摩沙有多自由?〉,沒有見到。芝大圖書館館藏獨缺《新領袖》,館員告知可向別的圖書館調閱,但一算時間,來不及了,只好作罷。不過圖書館藏有中國學者楊金榮的書《角色與命運——胡適晚年的自由主義困境》,摘譯了胡適《新領袖》文章的一小部分內容。返台後披覽、蒐羅各方材料時,發現《中華日報》當年即有譯文,自不必麻煩美國的友人代勞。

回台之後開始廣泛閱讀,也開始着手撰寫殷海光與胡適因吳國禎事件而引發的諍論,並重建此一公案的始末。初稿將完未完之際,醫生發覺我又得了淋巴癌,萬幸不是胰臟癌復發,折騰了長達約半年的化療,幾乎纏綿床榻,苦不堪言。2013年12月下旬政大舉辦﹝自由與獨立——紀念張忠棟教授八十冥誕學術研討會﹞,張忠棟教授是我尊重的舊識,我奮力提出〈胡適:自由主義者還是蔣政權的捍衛者〉初稿,由於療程未完,身體虛弱,不能親自與會,託主辦人薛化元教授代讀。後來與李筱峰教授談起此文,他推薦我在台北教育大學台灣文化研究院的學報《文史台灣學報》發表,承慝名審查提出意見,經過仔細增補修訂後,本書〔上篇〕在《文史台灣學報》2015年6月的第9期發表。

潘光哲兄讀過我前文的抽印本,〔中篇〕〈「反攻大陸問題」:刺入蔣政權的木椿〉寫就後,承他的厚愛要我提交論文給中研院近史所在2016年12月6日舉辦的「胡適與知識人的變局選擇」學術研討會,我將〔中篇〕的末節抽出,另題作〈從「反攻無望論」到〈台灣人民自救運動宣言〉—殷海光的 legacy(遺緒)〉,在討論會中宣讀。過去從沒有人揭示殷海光的思惟與彭明敏的〈台灣人民自救運動宣言〉的直接關係;這是第一篇。

〔下篇〕始於1958年4月8日胡適離美返台任中研院院長職,終於1960年9月4日雷震等三人被捕、《自由中國》形同被封,中間不過兩年半。胡適帶着樂觀使命回國報效台灣,却碰到朝野大對決。雖然序幕從胡適「為雷震樹銅像」拉開,但火車對撞的終局,勢不可免:—方面蔣政權以院長職羈糜胡適,要修改出版法、打擊言論界,目的就是建構三連任的蔣家王期,然後以父傳子;另—方面的《自由中國》以輿論界重鎮,全力反出版法修訂、扺死對抗蔣介石違憲三連任、組建反對黨。中間橫空殺出的就是「陳懷琪事件」;《自由中國》面臨人坐牢、雜誌被封的險峻。胡適知道事態嚴重,屈膝寫〈公開信〉乞憐,又發表〈容忍與自由〉,蔣介石最後網開一面,官司遂不了了之。胡適援引的「容忍比自由還更重要」,典出胡適康乃爾大學的業師 George Lincoln Burr,其實伯爾教授所說的—用漢語簡化版—是「寬容比反叛更重要」;伯爾原本的論述在宗教,胡適轉手挪用在政治上,於是「容忍比自由還更重要」成為胡適晚年論定。

全書主體三篇寫完,先送李永熾兄寫序。永熾兄看完〔下篇〕​,問一個問題:「為什麼胡適把業師柏爾教授的『自由比反叛重要』轉手成『容忍比自由重要』?」這是好問題;李永熾兄一眼看出我論文還可以深挖的地方,其實答案在我論胡適與蔣介石關係的未完稿中,我寫完1949年前胡適與蔣介石關係的草稿,1949之後尚未動筆。為了解答永熾兄的提問,着手增補3萬多字的〈胡適晚年與蔣介石的深層結構關係〉;並且重新改動〔下篇〕​的文章肌理。本書以殷海光與胡適三次諍論為骨架,既然探究了胡適與蔣介石,為求論述完整,勢非分疏殷海光與蔣介石的關係不可,藉「卷首」增補為〈豹變:從法西斯到自由主義的殷海光〉;從而對照比觀殷、胡歧見及矛盾的核心議題。﹝卷首﹞是以胡適之死展開,殷海光的豹變做結,全書情節呈現倒敘的效果。

把胡適與殷海光的諍論當成主幹,鉤勒盤根錯節、枝枝葉葉的大大小小事件,藉以窺見流動而詭異變幻的當年歷史風景,身在局中的《自由中國》諸君當時不見得能「偶開天眼覷紅塵,可憐身是眼中人。」

本書嚴守論文書寫規範,凡引文必加註,一則是出於論證書成自記(argument)必須要有堅實的史料當基礎,二則提供信而有徵之史料,以供人查驗、援引。在我閱讀過程中,凡沒有確實來源的說法、史料,—切摒棄,以免誤入歧途。本書雖用學術方式出現,行文則力求明白有趣,讓事件層層展開,盼讀者有「偵探」的樂趣。

最後說明,在胡適、殷海光成為台灣與中國顯學,而且專論、專書充斥的當下,為什麼還要寫這樣一本書?拙著能有什麼新的發現與意義、價值?答案當然要讀者來下,不過,略可以表示的是,本書取徑有所不同,在於筆者是歷史系正途出身,研讀史學沒有荒廢,而且觀察政治、評隲時政積數十年經驗,能看到政治操作的眉眉角角,具有一般歷史學家所缺乏的觀察政治的眼睛。換句話說,這是史學與政論合—爐而共冶的試作,希望在胡適研究、殷海光研究、雷震研究及1950年代台灣自由主義研究上,有突破性的進展;成或不成、當或不當,有賴方家指正。

(作者金恆煒為政治評論者 http://wenichin.blogspot.tw/

〈自由廣場〉〈金恆煒專欄〉 2017-10-24

延伸閱讀:【專文】兩個世代的自由主義者及其交會——序金恒煒《面對獨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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