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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務的私生活

 

◎ 李鈞震

1984年,國民黨很努力查禁禁書的時代。我被指定為秀朗國小三年級的班長,因為我的爸爸升格進入警備隊,也就是警備總部的特務。他很忙,常常晚上要出去工作,有時候一個星期都見不到人,如果他能回家,那就是要寫報告。

 

藍色幽谷〔11〕
1979年,黃信介等民主人士,在國際人權紀念日遊行,被蔣經國總統的軍警抓入牢中,判14年有期徒刑,這是美麗島事件;1981年陳文成教授被警備總部約談後陳屍台大;1981年到1986年,警備總部推出「中興專案」、「春風專案」沒收黨外雜誌,箝制言論自由;1987年,黃信介假釋;1988年黃信介加入民進黨;1989年,鄭南榕為爭取百分之百的言論自由自焚。

1984年,國民黨很努力查禁禁書的時代。我被指定為秀朗國小三年級的班長,因為我的爸爸升格進入警備隊,也就是警備總部的特務。他很忙,常常晚上要出去工作,有時候一個星期都見不到人,如果他能回家,那就是要寫報告。他奉上級命令去聽黃信介等亂黨的演講有沒有問題,他是客家人,但是的台語很好,聽得懂演講,他聽完演講回到家,就得連夜寫報告。

他會開一盞桌燈,苦思怎麼動筆,用黑色簽字筆寫在直式十行紙上,常常寫幾行就撕掉,垃圾桶有很多廢紙團。白天的時候,我會打開紙團看到底是什麼?我看了好幾張,他告訴我,寫文章要分點、條列,會比較清楚。爸爸會跟媽媽討論亂黨的事,他跟媽媽說:「那些人其實很客氣,我一到,他們就會主動過來跟我打招呼。」他有時顯得喜歡他們,有時因為對方怕他而得意,有時值勤太累而討厭他們。

我一直以為他只是一般的警察。在秀朗國小的最後一年,有一天晚上播出新聞前,媽媽就說老總統走了,今天爸爸不能回家吃飯,我們家比所有鄰居老師都提早知道蔣經國死了。

理性包括兩個層面:一方面理性是「工具」計算的手段,也就是計算所有經濟性的利弊得失,或採取最有效率的手段去達成特定的目標;另一個是「價值理性」,人對各種人生的價值和政治信念,進行具體和應用的判斷,這是一種行動,也是「信仰」的基礎。這兩者之間,常會有衝突。

在蔣經國獨裁統治底下,如果要養活自己以及家人,就必須用最有效的手段箝制言論自由,這是「工具理性」;如果要同情那些民主運動人士,那自己與家人就必須餓肚子。這就是一個人,在追求生活能力、經濟能力的同時,是否與社會理想、道德價值發生衝突?

特務的工作,就跟我後來擔任的記者工作一樣,我們探聽別人的隱私、編長官愛聽的故事,來換取溫飽,任何一個不讓長官滿意的新聞,都會影響自己的工作前途。舉例來說,只要是長官不喜歡的人,沒有「三審定讞」之前,也要把他判上萬個「人格死刑」,凡是能昧著良心做事的人就能出頭天,好在,傳播學院所訓練出的無知,也帶來犯罪的膽量,然而這樣的工作有很大的風險,就是要賠上自己的理智、正常的心理、安穩的睡眠與家人。

我的爸爸,對他的工作一定是非常緊張,他常常咳嗽、鼻塞,會突然發脾氣,又會突然哀求饒恕,判若二人;他不斷杜撰、抹黑的工作,讓他控制不了他的舌頭,他常顯得過於興奮,並且行為反覆不定,在親友面前嘲笑阿婆動作遲鈍,事後又後悔給她買客家山歌補償,甚至許多過往的記憶都開始變形,他說自己是被親生父母遺棄的,但其實他的生母非常捨不得他,養母為了爭取撫養他的機會,花掉自己所有的積蓄。他會突然非常憂慮難過,哭著喝酒,他自己找不到理由。

蔣經國獨裁統治時代,組織的影響力很大,而個人淹沒在組織當中,很可能失去獨立自主的特質。人必須要思考個人的「人生目標」是什麼?

特務工作會讓人失去本性,不知不覺成為獨裁者。在家裡,妻女沒有言論自由,我的二姊常問媽媽:「為什麼爸爸做什麼都對?」家人不可以講他不喜歡聽的話,也不可以不聽他講話,如果他不高興,就摔東西,任何東西都摔,於是後來我大姊躁鬱症發作時,也學他摔東西。阿婆說:「他以前不是這樣,他非常友孝,很用功,拿很多獎狀,當警察之後,不知道怎麼會變成這樣?」

特務怎麼跟亂黨溝通,他就怎麼跟家人溝通。有一次,我想參加登山社的活動,他不准,他先用討好的笑容著說幾句話,說要送我東西,要我聽他的話,我還是表示要參加登山社訓練,他突然發大怒,對我扔酒瓶,摔碎一地,叫我自己撿,罵我「混帳、不知好歹」,然後用力摔門出去。

同時,特務擅長演出,他在外頭表示自己什麼都聽太太的,回到家關起房門羞辱媽媽是沒用的人,靠他養,等媽媽被罵到咳嗽不能睡,他就倒頭大睡,起床的時候好像忘了一切,問她:「為什麼不睡覺?」出門時面容哀戚地對鄰居說,他非常擔心太太的健康。他的笑容非常像馬英九,似乎是同行的表情。

1995年,電視上有一個人跟李登輝競選總統,我問爸爸:「他是誰?」爸爸說:「彭明敏教授」。我問爸爸:「他的手為什麼怪怪的,受傷嗎?」爸爸說:「被炸斷的。」我問:「誰炸他?」爸爸說:「國民黨吧!國民黨把他抓去關。」實際上,彭明敏的手是在二次大戰被美軍炸傷的,不過有一件事是真的,所有人都覺得國民黨殘暴,蔣中正、蔣經國會隨便抓人去關、去槍斃,這是常識。

他聽很多場亂黨的演講,他心裡應該認為那些亂黨不是壞人,不然後來不會邀請黃信介先生的弟媳藍美津議員參加大姊的婚禮。藍美津有一個受不了學校歧視而罹患憂鬱症的女兒,我的爸爸有一個被學校語言歧視、受不了竹聯幫暴力而罹患憂鬱症的女兒,那就是我的大姊,藍美津的女兒自殺,這是一種人生的痛苦,特務的女兒活著,不斷地失控,也是一種痛苦。

擁抱民主是痛苦的,李登輝上台擔任總統後,台灣民主化了,政府不再需要那種寫報告,但是他需要有服務百姓的績效,要做出績效是需要重新學習現代知識,他最大的困境就是不會用電腦,他沒辦法通過陳水扁市長時代拼政績的考驗,還被派去關懷獨居老人,而且當初那些亂黨,成為了他的頂頭上司。

我的爸爸是有罪的,他是特務,他是與蔣經國箝制言論自由的共犯;我是有罪的,因為我是他養活的。爸爸與警備總部所監控的那些人,為台灣爭取到百分之百的言論自由,這使我有機會成為記者。蔣經國獨裁統治時期,有許多長老教會的信徒與牧師,被警總的特務抓去坐牢,家屬被監控,我爸爸監控他們。爸爸退休後,受洗成為長老教會的信徒。

思想家,要致力於揭露現代文明社會中的「自我欺騙」和「個性泯滅」的現象,大聲呼籲人們去發現自己真實的「自我」。獨裁統治時代,生活中只有獨裁者與存活,沒有自我的思考和理想,這種生活只適合自私自利、物質欲望強的人。

有多少人觀察過自己?人距離「自己的真實」其實常是最遙遠的。社會的輿論也干擾著我們的自我認識,使我們誤解了自己,誤解自己的土地與同胞;輿論的力量強大,甚至可以決定一個人的命運。人錯認了真實的自己,以致為了這自我的幻影,勞碌一生。

面對真實的自己,需要巨大的勇氣,軟弱的人往往有意無意地欺騙自己,壓抑掉那些不愉快的經歷和體驗。真實的自我,被壓抑進入「潛意識」,這種自我的欺騙,會在睡夢中、壓力中暴露出來。

認識自我是困難的,實現自我更是困難,因為一個人一旦認清了自己的真面目,就要為此「負責」,這是龐大的代價與壓力;而懶惰和怯懦,則是妨礙人們實現自我的魔鬼。

發表於 2008/10/15

原載:李鈞震 2008藝術文化 讀書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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