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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春逐夢台灣國」新書發表會上的感言

◎ 莊秋雄

2010年11月27日在高雄投完「五都」選票後趕去台北參加第二天的吳三連基金會張炎憲教授所主辦的「青春逐夢台灣國」口述歷史的新書發表會,會場有約一百人參加,相信大都是很關心台灣人運動的人士。我很榮幸的受邀發表感言。事後有老同志向我建議說已經很久沒看到我發表對台灣人「自救運動」的感想文章了,何不把今天的感言寫出來。接受他的建議,於是就整理於下以就教各先進。

感言

感謝大家的出席,更感謝張教授及基金會不旦出冊、且給我這發表感言的機會。在此、我想表達兩點感想。

第一點是感恩的心情。與我類似、一直關心台灣且參與「台灣自救運動」的人士很多,比比旨是,而我真幸運、有這機會在年老階段發表口述歷史、且參加新書發表會、發表感言。好在基金會有計劃繼續訪談更多人士,繼續出版更多類似的口述歷史,這種無私為台灣努力的基金會不單是讓我們感謝、更應該是我們支持及助援的對像。

第二點感想就比較複雜了,容我慢慢敘述。

2008年3月,台灣人民剛剛以七百多萬選票選出「中國人」馬英九當總統後不久,我在台獨聯盟台北辦公室遇到老同志羅福全、談論中、福全兄突然嚴肅的問我,咱台灣人的運動是四、五十年前我們從海外開始的,從此我們一路引導、一路參與,到今天幾呼把台灣引導入「亡國」之路,我們迄能不返省、不檢討,到底我們怎樣把運動如何引入「錯路」呢?突然聽到這驚人的一問,使我兩年多來一直思考這問題,連一向喜歡議論「台灣自救運動」的文章也不太敢多寫!兩年多來一直在思考這問題。

我自1965年出國、台灣意識覺醒、與一群志同道合結盟成立北美洲台灣獨立聯盟 (UFAI)。當時部份成員 (包括本人) 很受古巴革命剛成功的啟發,認為革命前的古巴很像台灣、是個島國,當時古巴也有像蔣介石一樣的獨裁者,卡斯楚像我們流亡美國一般、逃亡到墨西哥,經訓練後八十幾個「敢死隊」潛回古巴,被包抄就跑到山上,只剩下十一個人,但仍不放棄。在山頂上豎起天線,向全古巴放送,說革命軍已登陸了,號召全古巴人起來抗暴,於是工廠罷工、城市罷市、學校罷課。一、兩年後獨裁者Batista就浪港(流亡)了。Castro坐在坦克車頂上,開進首都哈瓦納接受群眾的歡呼,這個過程是非常romantic革命成功的畫面,對我們少年人來說,是一種模式,當時我寄給《台灣青年》的詩有這樣的詩句「今天的福爾摩沙 / 昨日的古巴」。當時在KU (University of Kansas) 的張文祺也堅定地主張要走「革命」路線,認為沒有革命沒辦法啦。

當時張燦鍙時常引述 Algeria 一位革命領導者的話說「要發動一場革命很困難;要繼續一場革命更困難;要堅持繼續革命幾呼是不可能」。這話可真正應驗在我們的運動上。俗語說「書生造反三年不成」,「革命」是要造反的,我們留學生基本上都是書生,真的感到革命、不只三年不成、卅十年還在掙扎哦。

很簡單的現實是,「學業太忙了!無暇再舞運動了!」於是「革命」就無法繼續。或者「生活Pai過了!無錢通Ko舞運動了!」於是「革命」就無法繼續。或者各人的運動路線未必一致,辛苦努力做的人未必被其他同志支持、且會受到嚴勵甚致仇視的批判,「唉!厭氣了!不做了!」,「革命」就無法繼續。或者「最近身體健康有問題了!無氣力通Ko舞運動了!」於是「革命」就無法繼續。這點確是發生在我身上,我得過兩次癌,也因此辭去台獨聯盟中委及副主席的職務。或者「厝內太太Giu後腳了!出去開會也要偷偷摸摸的了!」長期下來、於是「革命」就無法繼續。這點我很幸運,內人千美未曾阻擋過我參與運動,甚且盡力幫我做。或者「台灣人太Pai教太好騙了!到今Na日Ya Ko選馬英九!再拼也無效了!」有人因此就放棄長期堅持的運動,於是「革命」就無法繼續。或者「台灣人太過經濟動物了!敵不過中國錢了!像法國學者高閣浮所論的台灣人帶有亡國基因了!很多運動者也死心了!」於是「革命」就無法繼續。

起初我們是認為蔣家是一個已失去母國的流亡殖民政權,因此台灣人的自求解放運動應該是跟隨戰後被殖民國家追求「獨立運動」的潮流,所以就跟隨前輩喊出我們的「革命」是「台灣獨立運動」。起初假若我們有足夠的智慧,也許更早就要喊出「正常國家」或「新生國家」的建國運動,或許可以省去不少後來「台灣是否己經獨立」的爭論及浪費也說不定。因此、「台灣公論報」上用了二、三十年的「獨立做伙來,建國咱這代」的口號也於最近改成「制憲建國做伙來,新生國家咱這代」。

當初我們主張的「革命」路線或許有前述堅持繼續革命的諸多困難,但也有成功的地方。當初我們主張的「革命」路線附帶的目標是「倒蔣建台」,由此觀點來看,其實早期我們「革命」的「倒蔣」目標其實已階段性達成了。我們曾遵守「非暴力抗爭」的「革命」抗爭原則,多到十位同志自願闖關進去統治者的牢獄而引起社會大眾的普遍抗議而突破了黑名單惡政。現在我們或許更老了,真的很無力繼續「革命」了。但看到今日蔡丁貴教授在座,我非常尊敬且非常肯定蔡教授採取的「非暴力抗爭」的方法,它是很有效鼓舞群眾救台灣的運動方法,投票顛覆不公不義的外來政權也是「非暴力抗爭」的方法之一。甘地及馬丁路德金恩博士都曾經成功的使用過,這也是「革命」抗爭路線的一環。希望除了有名望的領導以外,更要有更多民眾的參與才會奏效的。

經過上述的思考,說我們開始的運動導向「台灣亡國之路」的說法是不一定正確的,長期來看我們的運動還是在繼續成長的。我在海外參與運動以來,一直到八零年代,還是感到我這一生大概都要當「流亡者」當到死吧!沒想到台灣島內居然發生了「中壢事件」、「高雄事件」、「民進黨」成立、「520農民運動」,發展到1988年有機會讓我能夠闖關回台、參加第十五屆世台會。接著「鄭南榕自焚事件」發生、黑名單惡制被突破、「台獨聯盟」成功遷台,甚致走到今日,不旦有過八年的「政黨輪替」、且超過70%人民已認同是台灣人。我們「獨立建國」的運動的確是在逐日進步中。今日台灣有「亡國」的危機是當初也沒有預測到的中國霸權崛起,假如台灣住民真的有智慧的話,早在1989年六、四的時代宣布台灣獨立建國就好了,但這種假設是沒有意義的。

既然我們沒有智慧預測長期最正確的運動路線、運動方法,那麼我們只能以排除私人利益的考量、以咱最單純「愛台灣」的感情依當時的局勢、去判斷救台灣的運動路線,繼續打拼就是了。

前面提到我曾得過兩次癌,每次醫生都說活下去的機會是五十、五十。我兩次都活下來了,但很多治療後的後遺症、副作用使我感到好像只剩「半條命」(兩次治療其實只剩下四分之一條!) 居然到今天還活著、深深感到天公痛惜。多活一天就是多賺一天,或者說每天都是向天公借來的日子。我可以選擇天天都在百分之百的退休,享受「餘年」,但仔細想一下,這不是在等「死」嗎?假如我再活一天,還有力氣做救台灣的運動,繼續「革命」下去,到後來也是同樣一「死」,但到那時向天公借來的「革命」日子是不必還天公的。因此我已經決定活一天就拼一天,為救台灣「革命」到死。這是我今天要向大家報告的第二點感想。

莊秋雄 (2010/12/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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