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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文惠“千里護夫”有隱情

◎ 徐淵濤 / 摘錄自『替李登輝御妝』

所謂聰明反被聰明誤,紙終究是包不住火的,女人也永遠比男人多一份敏感,特別是當她的男人露出異狀蛛絲馬跡的時候。

曾文惠第一次起疑,是陪李輝帶著孩子全家到張女士家裏做客。

那時,李登輝夫婦的三個孩子中,老大李憲文已經有七八歲左右,幺女李安妮不過三四歲光景。到張女士家做客那天,張女士當然表現出十分親熱的態度,拿了許多點心招待李登輝夫婦一起聊天,曾文惠因為要照顧小孩的緣故,和張女士之間的交談時常被小孩的吵鬧打斷。等她把孩子安撫好,準備和張女士繼續方才的話題時,發現張女士和李登輝正談得入神,第一次到張女士家,曾文惠根本沒把此事放在心上;可是,去張女士家的次數多了以後,她開始起疑心,為什麼每次她和李登輝聊天時,張女士總是巧妙走避,去逗弄她的孩子們,而只要曾文惠有事離開一會兒,張女士就隨即和李登輝在客廳一角竊竊私語,等她回來後,張女士非但很機警地再跑來和大家在一塊兒,而且表情總有些不尋常。

曾文惠和李登輝帶孩子去過蔡家幾次,類似的情況卻屢試不爽,曾文惠當然警醒到可能內情不單純。她想不透張女士究竟為什麼行動如此詭秘?為什麼丈夫和張女士談話時要刻意避開她?難道是張女士和自己丈夫有難言之隱?苦思到最後,曾文惠也不排除是自己太過敏感。但,如果是自己的多疑,或者是一種巧合的話,為何類似情況一而再再而三地發生?這一連串的疑問教她百思不得其解。

疑惑愈積愈多,讓人感到鬱悶難解,曾文惠只好藉故去找一位老朋友寶貝姐聊天解悶。

這位被昵稱為寶貝姐的女士,是曾文惠早年在台灣銀行工作時的同事,最初不過是點頭之交,彼此間少有往來,後來因為一塊兒做家庭禮拜,朝夕相處後,交稱莫逆,幾個女士便結成了手帕交。

寶貝姐的夫家是廈門大戶人家,家世極為富裕,早年在一般小康之家擁有單車代步甚至安步當車的年代,她已經是進出坐自家車代步的有車階級。曾文惠和李登輝兩夫妻當時出入也只是騎單車,所以,看在眼裏,當然對寶貝姐的豪門派頭,頗為羨慕,因此想盡各種辦法和機會接近寶貝姐,只要一有機會就設法巴結她。寶貝姐為人豪爽,曾文惠使盡牛皮糖式的黏功,逢迎有加,自然和寶貝姐結交成無話不談的閨中密友。

曾文惠表情憂慮地把原委和寶貝姐訴說一遍。

曾文惠向寶貝姐抱怨,已經不止一次,她陪李登輝帶著孩子到張女士家,當李登輝和曾文惠談話的時候,張女士就避開李登輝夫婦,和小孩聊天,但只要曾文惠一轉身,張女士就來和李登輝竊竊私語,等到曾文惠一齣現,張女士又技巧性閃躲,她實在想不透,裏頭究竟有什麼文章。

憑女人共同的第六感經驗,寶貝姐臉上難掩驚訝的表情。她兀自思考了片刻,認為不論李登輝和張女士間發生了什麼事,兩人關係有多深,此刻也不應再去激化曾文惠的情緒。她只好和顏悅色地勸慰曾文惠,既然有不愉快的感覺,那你以後最好避免去張女士家,這不就沒事了嗎!

寶貝姐和曾文惠同樣是受日本教育的老輩台灣婦女,日本式的家庭文化陶染下的傳統婦女普遍都有一種觀念,先生在外面的事情,只要不影響家庭生活的正常運作,應該儘量大事化小為宜。哪怕就算掌握了丈夫拈花惹草的證據,做太太的人最好擺在心裏較妥,將之鬧開來,攪成軒然大波,反而對大家都不利。這應該是寶貝姐勸曾文惠“今後少去她家”的原因。更何況,不管怎麼講,張女士夫家也算是大家族,而李登輝也是有家有眷的已婚男人,諒他不致做出拋家棄子的不理智行徑吧?寶貝姐一方面分析事理,讓曾文惠能釋懷,另方面也好言相勸曾文惠切勿把事情鬧大,以欲擒故縱的態度面對一切,李登輝即便想走也不會走遠的。

但是,事情並沒有大家想像的那般單純,一九六五年,李登輝赴美國康乃爾大學深造。李登輝離臺後的某日,曾文惠突然跑到舍下求見我家父母。家父母見她神情憔悴,似乎事態嚴重,故而和她辟室密談良久。當天,我並不清楚曾文惠為何事來家裏,畢竟曾文惠當時經常來舍下,我年紀還輕,怎會湊近去聽他們講些什麼話。事後我才得知,曾文惠和家父母談到激動處,曾經灑淚當場,數度哽咽。原來,曾文惠不知從哪邊打聽來的消息,說張女士竟然也跟去美國,目的何在?她懷疑張女士遠涉重洋是去找李登輝。家父母見曾文惠越講越傷心,越講越激動,只好一邊安慰曾文惠,一邊替她出主意。父親身為李登輝的老師,基於長者的身份,他當然只有苦口婆心地從旁勸解,講了許多安慰她的話。父親建議曾文惠,既然你認為這位張女士有可能是去找李登輝,你何不也跟隨李登輝去美國,照顧他起居,這樣你就可以放心了!你是他太太,去陪他是名正言順的事啊!

事後,據一位寫張女士有莫逆之交的台北第三高女同學,後來也和張女士同一時期移民海外的長輩親口告訴我,李登輝一到美國就住進張女士在美國的家裏,確如曾文惠向我父母親哭訴的,“那個女人居然跟到了美國”。李登輝去美國唸書時,張女士竟“湊巧”也飛往美國,並住在康乃爾大學校區附近。當時,李登輝名義上自已租了宿舍,但是,實際上經常出入張女士住處內,幾幾乎等於把張女士的家當成自已家,形同一家人似的。這終於引起曾文惠進一步疑心,等曾文惠深人追查,查出真相時,才會打翻醋缸子,並求助我父母親,尋求解決方法。

原本根本不會為外人知悉的一樁“隱密”,要不是曾文惠這麼一鬧,哪會演變成“隱密”外泄的結局呢?

父親的建議,淚眼婆婆的曾文惠深感認同,她便決定出發去美國和李登輝會面。在她的想法裏,是去千里尋夫,試圖維護瀕臨破碎的婚姻。畢竟當時孩子都尚在就學階段,臨走前,曾文惠不放心家裏,特意央托寶貝姐和自己的妹妹,就近照料李憲文、李安娜、李安妮三兄妹。

曾文惠為了護夫,不得不忍痛暫時離開兒女。但是想想當年張女士何嘗不是為了李登輝做同樣的犧牲,可見李登輝“魅力”無窮。

一九六五年,當“LEE TOKI桑”初到美國,面對新大陸陌生世界的一瞬間,很難說他的內心是否曾經真正惦念著遠在台北的曾文惠,還是有了新人忘了舊人。也許,正如他在日後寫《台灣的主張》書中聲稱的——“信仰的開端,不外乎是相信自己身邊的人。”可是,此刻他所謂“自己身邊的人”,已經不是曾文惠而是張女士了。

接到妻子要來“伴讀”的資訊,李登輝當然只有被迫要求張女士離開美國,先行返臺。李登輝則重回自已窄小擁擠的宿舍,等待妻子的到來。但是,根據熟知李登輝個性的人敘述,以李登輝大男人主義的個性,他壓根兒也沒有要和張女士斷絕來往的打算。李登輝對這種事情的想法是很果斷的,女人在鬧的時候,只要男人賞顆糖吃,安撫安撫馬上就沒事的。女人看重的就是錢,有錢能使鬼推磨,錢也能澆熄女人心中憤怒的妒火。

雖然曾文惠是以“照顧”李登輝的美名千里尋夫,但是,和李登輝見面後,免不了一陣爭吵,李登輝這時充分展現了他的“務實精神”和男女關係方面的“兩國論”特質,精明而功利的李登輝當然不會去做現代陳世美,他狡黠地向曾文惠作了一番解釋。他辯稱,他之所以會和張女士保持密切的交往,沒別的目的,就是費心幫她一點忙,而這忙也不是白幫的,張女士的夫家有的是錢,如今我們停薪留職,負笈美國,三個孩子都還小,正是缺錢的時候,有人幫助,對家庭有正面的幫助,你就別再吵了吧!

李登輝對妻子的這番說辭,曾文惠自然難以置信。她己經調查清楚,從一九五四、一九五五年到眼下赴美深造,李登輝和張女士的交往少說有十一二年了。張女士究竟有什麼“大忙”,需要李登輝“幫”上十一二年的?丈夫什麼時候變得如此俠肝義膽、慈悲為懷?即便真的是基於惻隱之心,也不必要幫忙幫到兩人“形影不離”、“難分難捨”吧?更別說“被幫忙”的人,居然千里迢迢從台灣追到美國和李登輝會合,這到底算是哪門子的“幫忙”?

儘管“理”字站在曾文惠這邊,可是,曾文惠終究脫離不了受日本教育婦女的思維窠臼。她們這一代的台灣婦女,只要丈夫表現出強勢嘴臉,哪怕小女子有天大的理字可依靠,她們都會乖乖抵頭聽訓,任憑丈夫繼續我行我素。儘管理直氣壯,“歐巴桑”HUMI(曾文惠的日本名字叫“文子”)遇上“歐吉桑”LEE TOKI,偏偏沒辦法。

飛奔新大陸千里尋夫的曾文惠,本來的目的何嘗沒有幾分要到美國給張女士一些顏色瞧瞧的企圖,但某些顧慮,卻便曾文惠色厲內荏起來。她從懷疑李登輝和張女士間有非比尋常關係起,便擔心自己會從此失去丈夫。曾文惠憂慮的不是沒有道理。那時,李登輝當然不會料想到自己會是日後的台灣“總統”,心理上沒有太大的顧忌。

但反觀曾文惠,她已經替李登輝生了三個孩子,自己年紀也已三十好幾,若真正走上“寧為玉碎,不為瓦全”的路子,最後將成為最大的犧牲著。因此,儘管她考慮過對李登輝發飆耍狠,卻顧慮到自己若做得太絕,反而刺激李登輝拂袖而去,硬逼李登輝投奔到張女士的懷抱。因而,在曾文惠內心深處,一種日本“小女人主義”委曲求全的軟弱心理因素開始作祟。哪怕自己明明在立場上站得住腳。

所以,“千里尋夫”最後成了“千里侍奉”,曾文惠在新大陸成為李登輝的“臺傭”。

當然,表面上看來,自從曾文惠千里尋夫,張女士被迫暫別李登輝,淒悽然返回台灣。這也是他們第一次分隔兩地,相約“看海的日子”。

當年,留學生有家眷做伴,隨身照料起居,是十分“奢侈”的,至少在經濟上就是一大負擔,除非是富豪之家,小康家庭哪負擔得起兩個人同時在美國昂貴的生活費?早年,留學生在美國生活普遍都很清苦,不節衣縮食兼打工,根本無以為繼。曾文惠又不諳英語,到美國等於又聾又啞,兩個人的生活費,完全靠曾文惠先前在台灣積攢的一些錢和李登輝有限的獎學金度日子,況且,台灣的三個孩子也需要一筆生活費。在美國,李登輝夫婦過了近兩年拮據的日子,曾文惠竟肯為丈夫如此“犧牲奉獻”,不惜血本,不禁令人感喟“愛的力量”實在無比驚人。當然,“愛的力量”的另一道“力量”,便是防堵“橫刀奪愛”的那股力量。

因此,從某種角度看,曾文惠去美國與其說是去“依親”,不如說是“千里護夫”——行使她護衛丈夫、保住婚姻的“基本權利”,為了三個孩子著想,她必須拼死保住她的丈夫,不讓別的女人凱覦她的丈夫。

曾文惠發現張女士和丈夫到美國千里會面,是李登輝赴美半年後的事。根據當年美國的簽證辦法規定,留學生的妻子如果要到美國去探親,必須等留學生本人在美國入學時間期滿一年,才能提出探親簽證申請。因此,曾文惠是在發現丈夫和張女士“千里幽會”後,煎熬苦等了半年,才飛奔到丈夫身邊的。為了這趟美國之行,曾文惠內心直如刀割的憤懣痛楚,雖千言萬語難以形容。

美國的一年時光,曾文惠終於牢牢地掌握住丈夫,不讓他再有絲毫可乘之機,心中略感寬慰。但她依舊生活在惴惴不安的情緒裏,特別是留在台灣妹妹家中的三個仍在學齡階段的兒女,更是時在念中。然而,思子之痛,離鄉之苦,也成為她“千里護夫”必須付出的巨大代價。久而久之,曾文惠陷入一種身心俱疲的焦慮之中。

坊間有許多報道,指李登輝的博士論文應該是某某人捉刀,或者說是某某人從旁協助的。以我的了解,這些報道都不盡翔實。李登輝的英文能力確實不佳,縱然需要有人幫他潤飾文稿,但還不至於到論文要請人捉刀的地步。

論文的中文初稿,應該是李登輝自己的手筆,而翻譯成正規英文,友人應該出了不少力量。

完成了美國的學業,李登輝進入人生一個新階段。他懷抱著一顆急切的心回到台灣。美國留學之旅,不知不覺讓李登輝重新調整了和曾文惠的互動關係,年近知命的李登輝,開始明白糟糠之妻不可棄的微妙。縱然二年美國留學生涯,但西方紳士精神,從未取代他內心根深蒂固的日本式大男人主義思維。他與張女士繼續交往,幾乎已到不避嫌之地步。

每天中午,李登輝只要不應酬,照例下班後就直奔張女士宅邸趕吃中飯,張女士和典型的日本婦女一樣,在“LEE TOKI桑”抵達之前,早已將午餐的各色可口菜肴依序整齊擺好在飯桌上,等李登輝進飯廳,張女士已經和傳統日本婦女似的,端端正正地蹲踞在飯桌前,服侍李登輝用餐。她必定等李登輝開始進食,她才敢拿起碗筷,並隨時觀察李登輝進食的狀況,只要是他碗裏沒飯菜了,自己必定暫停用餐,立刻為李登輝盛飯、舀湯,飯後再為李登輝備妥甜點和水果,然後再為他泡壺日本風味的茶水,休息片刻後,再服侍他進房間小憩一會兒。

只要“LEE TOKI桑”來家裏,張女士照例中午是不休息的。她像所有受過日本教育的婦女一樣,不論是朋友或者親人,總是巨細靡遺地悉心服侍。她必然保持警覺,使她能及時將李登輝從睡夢中叫醒,並遞上一方浸有淡淡香水的熱毛巾,醒醒他的腦子,為他穿衣為他按摩,照顧李登輝上班。

張女士是如此無微不至地獨具巧心照顧著“LEE TOKI桑”,像照顧自己親人般。念及此,也無怪乎李登輝曾經很感慨地對張女士的一位晚輩說,張女士的照顧讓他非常感動,並用日本話講了一句:“SUTEKI NA SABIS YO”,意思說張女士對他的細心照,是無以倫比的好。另外,又ORE WA SHIAWASEDA NA(俺太幸福了)。除了李登輝,李金龍老先生偶爾也會到張女士家做客,並留下喝酒進餐,似乎默認張女士與李家的關係。

人是最會比較的動物,李登輝會說張女士如何如何,當然是因為他把張女士跟自己家裏的老婆相對比的結果。但是明顯的,曾文惠和張女士是各站在不對等的天平兩端。李登輝自己家裏最早只有曾文惠一人主持家務,她除了日常家庭瑣事要處理以外,還要帶三個稚齡的小孩生活起居,當然不可能把全副心力擺在服侍李登輝一個人身上。而張女士就不同了,夫家家大業大,有好幾位傭人可供使喚差遣,加之她又早婚,和李登輝熟稔之初,孩子已經脫離襁褓褓期,而且還有傭人和家庭保姆代為料理一切瑣務。所以,張女士幾乎可以把所有時間和精神,花在“LEE TOKI桑”一人身上。他喜歡吃牛排,為他做牛排,他喜歡吃生魚片就為他料理生魚片,可以精雕細琢,毫不在乎花掉的任何寶貴時間。

一九六九年底,張女士高齡的婆婆過世,李登輝進出張女士宅邸,更較往日頻繁。

一九七○年二月,張女士的公子結婚,在張女士示意下,那時仍擔任農復會組長的李登輝,甚至坐上證婚人席次,不但是張女士長子之證婚人還兼介紹人,張女士對李登輝這樣非比尋常的動作,當然極具象徵性意義,如果李登輝在張女士內心沒有一定程度的分量,李登輝怎麼可能有此特殊身份呢?

一九七六年,張女士的兒子移民美國,張女士慢慢開始過著美臺兩地飛機往返的“空中飛人”的日子,當時正等待“更上一層樓”的李登輝,和張女士間的關係也不似往常頻繁。

李登輝和張女士的這段密切交往,一直到李先生被經國先生拔擢為台灣省主席,也就是一九八一年以後,大概李登輝認為自己地位日益顯赫,成為眾所矚目的公眾人物,言行舉止更應拘謹小心,不得不和張女士保持適當距離。恰巧,張女士為了孩子在美國的求學和發展,正式移民美國。如此一來,李登輝和張女士之親密交往,才在大環境驅使下,不得不畫上休止符。

綜計李登輝和張女士的“交往”,從一九五六年到一九八一年李登輝當省主席階段,兩人關係維持長達近二十五年之久。

一九八二年,張女士正式移民美國,定居於美西。

但是,每逢張女士回台灣,兩人偶爾還會短暫相聚。一直到李登輝被蔣經國提名當選為副“總統”後,兩人的關係始出現了微妙的轉變。據說,有一段時期,張女士想回台灣作短期停留,外交境管單位竟然藉故刁難,不讓她入境,這令張女士頗為不解,不清楚自已為何會和若干海外異議人士一樣,成為出入境“黑名單”上的一員。刁難她入境的情況,要到李登耀當“總統”之後,才見改善。

張女士為何出入境會受到當局如此“禮遇”?難道是李登輝怕自己隱秘洩露,故意請境管單位“特別關照”的?如果不是李登輝自己的意思,難道是蔣經國知悉了李登輝的這宗隱私,刻意請出人境單位,限制張女士人境,以防止外界對李登輝私生活方面的譏評?真正內情,恐怕只有當事人李登輝自已最清楚不過了。

當然,張女士和一般政治異議人士被當局列入“黑名單”的情況完全不同,而其入境受有關機關刁難的窘境,則若合符節。縱然限制她入境的時間並不算長,像張女士這樣成為“桃色黑名單”的,在當今台灣大概還是絕無僅有的一人吧!

回顧這段往事,張女士和李登輝都已進入暮年歲月,追憶舊情,怎能不在兩人心版上,銘刻下歷歷在目的深深印記呢?李、張兩人曾經一起攜手共度患難歲月,如今,一個是擁抱權力的“總統”,一個是兒孫環繞的祖母,撫今追昔,又怎能不教人唱嘆造化弄人呢?

據張女士之親屬透露,李登輝在張女士面前從不發脾氣,細膩體貼,而張女士對李登輝更柔情似水,深情款款,兩人能維繫長達二十五年之特殊男女關係,決非泛泛因緣可以解釋。縱無海誓山盟,也必旖旎情深,也許二人內心深處有今生難為比翼鳥,來世願結連理枝之默契。

今年我在美國洛杉磯某個場合遇見張女士。我婉拒張女士之親屬為我正式引見介紹,在旁仔細觀察張女士,發現她氣質高雅,談吐謙和,對這位七十有幾之老太太,心中油然升起一股憐惜與仰慕之情,張女士絕對有她特殊之魅力,否則何以能讓李登輝先生為之傾倒長達二十五年,纏綿徘惻,無法割捨與忘懷呢?

寫到這裡,我不免想起李登輝在他的《台灣的主張》書中末尾,寫到自己是如何以感恩之心,意欲回報妻子多年來的茹苦含辛,並對妻子的賢德溢美有加。李登輝是這麼寫的:“能夠超越我思想歷程中所面對的虛無,走過悽慘的白色恐怖時代而得以存活,完全是內人所賜。同時,告訴我有關基督教的事,並勸我受洗的也是內人。”李登輝接著寫道:“……我之所以得到信仰,是因為有心愛的妻子和心愛的家族。就我而言,信仰的開端,不外乎是相信自己身邊的人。”當《台灣的主張》剛出版上市,我看到書後記李登輝講的這兒段話,我不禁感嘆不已。首先我感喟的,他言必稱他“心愛的妻子”和“心愛的家族”,但是,天知道他真正心繫的“愛人”是誰?他真正心繫的“心愛的家族”究竟何指?我滿心疑惑,李登輝在《台灣的主張》一書中,白紙黑字記載的對曾文惠的“感恩”和歌頌,難道是為了救贖他幾十年來對妻子“不忠”的歉疚?其次,我所感嘆的,是李登輝動輒以白色恐怖的受害者自居,可是,當別的白色恐怖受難者噤若寒蟬、擔驚受怕的年代,他居然還有閒情逸致瞞著妻子去當人家所謂的“家庭教師”,天下哪有這等“浪漫”的白色恐怖受害者?更不應該的,是李登輝居然寫出《台灣的主張》這種欺世盜名的書,去欺哄台灣民眾,使人民加深對他的錯愛及認知。

另則,去年曾經應邀出席李登輝夫婦結婚五十週年金婚晚宴,與李“總統”夫婦淵源深厚的一對夫婦在接受媒體訪問時,透露了“‘總統’娘戀愛史”說,當時“‘總統’娘喜愛教書的”,因此在“金錢不是萬能,愛情才是萬歲”的想法下就嫁給李登輝,“誰知道他們已是全民愛戴的‘總統’和‘總統娘’”。不過曾文惠女士雖然當年慧眼獨具因而今日貴為第一夫人,享盡榮華富貴,眾所羨慕。但是在丈夫心靈深處卻隱藏著另一位刻骨銘心的女人,曾經有二十幾年感情背叛的紅紀錄,曾文惠是否“愛情萬歲”恐怕有待斟酌了。金婚當晚,李登輝兒女因為曾經聽到父母親“來世還要做夫妻”的情話,因此特推孫女李坤儀唱了一曲《牽你的手》為李總統夫婦許下了來世盟約,令知情如我者,為之失笑不已。

華夏經緯網 2003/07/22

徐慶鐘之子徐淵濤暢談我所瞭解的李登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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