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吳景欽 : 淘空案、紅火案到扁案

中信慈善基金會董事長辜仲諒因涉及境外淘空案,經特偵組傳喚與訊問後,以一億元交保。雖然檢方大動作進行搜索與調查,惟其涉嫌不法之情事顯非新案,且與十年前的紅火案有著相似的結構,也同樣有著諸多的訴追困境,更讓人想起紅火案與扁案的關連。

不管是中信淘空或者是紅火案,因不法獲利可能超過上億元,就會涉嫌《證券交易法第171條第2項的不法操控股價及《銀行法第125條之2第1項的特別背信罪,兩者法定刑皆為七年以上、十五年以下有期徒刑,亦得併科二千五百萬元以上、五億元以下罰金。故若查證屬實,且依據刑法第51條第5及7款的數罪併罰,法院就可判處最高三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及併科五千萬元以上、十億元以下的罰金,致可看出我國對經濟犯罪的重刑化政策。

惟由於辜仲諒涉嫌不法的行為,乃發生於2006年7月1日之前,而根據現已刪除的舊刑法第56條,若數行為有方法、結果的關係,即屬牽連犯,致須從一重罪處斷。故基於刑法第2條第1項的從舊從輕原則,辜仲諒所涉的不法操控及特別背信罪,就不能採一罪一罰的累加,而僅能以一罪處。所謂重罰嚇阻經濟犯罪的功能,顯然就大打折扣。

更麻煩者,還不僅於此。因根據證券交易法第155條第1項第7款,必須是直接或間接從事影響集中交易市場有價證券交易價格之操縱行為,才足以該當不法操控股價罪。惟所謂直接、間接,或者影響交易市場等等,皆屬極不明確的法律概念,甚且在股票訊息滿天飛且影響股票漲跌的因素乃屬繁多且複雜下,如何能證明操控行為足以影響股價,恐也只能是一種臆測,或可為交易市場之耳語,卻使被告方於法庭之上,有相當大的質疑與迴避空間。

而企業負責人藉由非常規交易,將銀行資產轉移至外國的紙上公司,並因此流向私人帳戶的情況來看,成立銀行法的特別背信罪,似無任何疑問。惟由於金錢乃流向海外,且在案發時間亦可能久遠下,檢方能否證明此等流向,必然面臨考驗。又依此罪的構成要件,不僅要有為私人不法所有之意圖,更須違背職務行為致生銀行的利益,才足以該當。故若負責人為非屬常規或常態的交易行為,乃得到董事會的同意或授權,可否算是違背職務,實有很大疑問。又此罪乃為刑法第342條背信罪的加重規定,於此罪被歸於個人法益之保護下,此種非常規性的交易,就算嚴重損及經濟秩序,但只要無損於銀行利益,就難判決有罪。紅火案至今懸而未決,多少反應出如此的定罪窘境。

也因類如紅火案的訴追困難,於2008年扁案爆發後,特偵組為了拼湊陳前總統海外帳戶的金錢總額,尤其是要證明龍潭購地案的不法所得,特別派檢察官至日本與邀通緝的辜仲諒商談,勸說其回台咬扁,並以不向法院聲押為交換條件,而將紅火案的所得指向是行賄扁家的金錢,致成為龍潭購地案被判有罪的重要關鍵。孰料,辜仲諒因紅火案遭台北地院重判九年有期徒刑之後,於2011年對外和盤托出,回台作證乃受特偵組指示的過程,致讓人驚訝,身為全國最高檢察機關的特偵組,竟使用教唆偽證的手段,只為入人於罪。惟如此不堪,甚至可能涉及犯罪的行為,當時的檢察總長黃世銘雖煞有介事,交由特偵組調查,但可想而知,在檢察官適時發揮「檢察一體」的精神下,此案也以查無實證,致以簽結為終。

故由辜仲諒紅火案所牽扯出的扁案,就讓人嚴重質疑特偵組,是否繼續存在的必要性。而此次特偵組再度發起對中信淘空案的偵查,到底是展現訴追金融犯罪的決心,抑或僅是曇花一現,實也讓人摸不著頭緒。惟不管如何,目前對於經濟犯罪的重刑政策,卻因法條的模糊不清與證據難尋,致出現重重的治罪障礙,也成為亟待檢討與改革之處。

原載: 民報 2016-06-15 12:37

作者吳景欽 學歷:台大法律學士、輔仁大學法律碩士、輔仁大學法律博士。經歷:大學講師、助理教授。現職:真理大學法律系副教授兼主任、馬偕醫學院兼任副教授、台灣永社常務理事、台灣陪審團協會常務理事。專長領域:刑事法、犯罪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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