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是台灣人第一次對中國黨流亡政權革命抗爭的六十三年的紀念日。有關二二八革命的事跡及評論已有無數的文獻，包括中國及台灣立場的說法。當然中國立場的歷史解釋是避重就輕，更可說是一派瞎說。至於台灣立場方面，不論是歷史學者或是政論家的的論說﹑固然是站在台灣人的角度出發，指責中國黨的種種過錯，但是詮釋過程中，往往以中國黨的官方說法為起點，及引用具有中國思想的報章即使是民報，因此有了盲點。我們在此提出新的詮釋。

早期蔣介石父子中國黨時期，認為二二八革命是台灣暴民的暴動，起因是台灣人受日本奴化教育的蠱惑影響，引爆族群衝突，進而反抗「祖國」政府。及至被毛澤東趕到台灣，需要台灣人為其抵擋毛澤東共黨，才承認陳儀處置不當，可是沒改變二二八革命的解釋。但至此後就開始長達四十年的戒嚴，不准人民說任何有關二二八革命的事跡。解嚴後，李登輝及阿扁當總統後，有關二二八革命的責任歸屬﹑受難者家屬的賠賞等才陸續進行。受難者或家屬的口述歷史也相繼發表，詳述當時中國黨集團如何慘害台灣人民，尤其台灣的精英。官方調查承認起因「官逼民反」，這些責任歸屬由陳儀直指蔣介石是殺害台灣人民元凶。

本土的歷史學者及政論家雖不認同蔣介石父子中國黨時期所說的“日本奴化教育” 及族群衝突論。然而，但他們卻不正確的以“終戰時台灣人熱烈迎接「祖國」” 來反駁日本奴化論。同樣的，這些本土論者對族群衝突論雖正確指出﹕“戰後台灣在族群衝突的表象背後，還有更深層的本質，即台灣社會與中國社會的文化落差”( 註一) ，但又不必要的引用《民報》社論的“祖國論” 來註解(註一，二) 。

此外，不但是文化差異，台灣人與中國人的國家認同也是不同。

其實，日本奴化教育論的表象背後正是” 祖國論“的破產﹗日本奴化教育的成功正是證明當時的多數台灣人沒有所謂的” 祖國“觀念，正是表現(日本)台灣人與中國人的文化差異，台灣人與中國人不同。這不單單是族群對立的問題，而是不同民族性的對立問題。

“終戰時台灣人熱烈迎接「祖國」” 只是表象，其背後更包含有多項的意義。我們認為與其說是熱烈迎接「祖國」，不如說是慶祝脫離“四腳狗” ，迎接新的期待。畢竟，「祖國」一詞只是當時掌握台灣媒體及政治既得利益的少數祖國派台灣人的宣傳。與其說是熱烈迎接「祖國」，不如說是少數有” 地理中國“的夢幻者在推動﹑慶祝部份夢境的實現。就像我們早期夢幻留學美國，希望有朝一日當美國人，在有心“單位”籌劃下推動﹑熱烈迎接美國總統艾森豪來台灣。

我們知道，任何社會的變化不是一朝一夕的事，是先由量變到質變的長期過程。當時台灣人如果有所謂的” 祖國“觀念，怎麼會一下子懷念日本而反對「祖國」﹖怎麼會一下子會產生「官逼民反」進而迅速轉化為反抗「祖國」政府﹖

二二八革命過程中，我們看到的是全各地的熱烘烘的烽火，一瞬間青年﹑男女老少﹑各階層民眾紛紛加入抗爭的行列。看到的是台灣人要把中國人趕出台灣，雖然其中有不少善良的中國人。這不是內部族群的對立矛盾，而是外在的敵我矛盾﹗

所以，二二八革命是台灣人向中國﹑向世界等展示﹕ “中國一向不是台灣人祖國” 。這就是我們對二二八革命的歷史的詮釋。

(註一) 李筱峰專欄／二二八事件的歷史解釋，自由時報自由廣場，2010-2-28

(註二) 《民報》社論（1947.2.19）「自祖國來臨的大先生們，時常說我們奴化，當初我們很憤 慨，不知指什麼為奴化，現在我們已經了解，奉公守法，即是奴化，置禮義廉恥於度外，才能夠在這個『祖國化』的社會生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