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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主體教育之困境與展望

 

杜正勝

中央研究院院士

2008 NATPA Annual Conference

July 27, 2008, New York

 

承蒙北美台灣人教授協會(NATPA)盛情邀請,在2008年年會上發表專題演講,我願以自己的歷史專業和過去幾年從事公務的經驗,提出一些觀點向各位學術界、教育界先進請教,並且集思廣益,為我們的國家台灣尋找一些可行的路徑。

本文從數十年來追求民主自由諸先進的努力,點出形塑國民心靈的教育才是國政的根本。接著分析所謂的「意識形態」──一個被統派傳媒定義及專門指涉的名詞。任何國家、任何政府、任何政黨的政策都會反映他們所選擇的意識形態,教育亦不例外。但統派媒體及政客,「打著紅旗反紅旗」,利用人民對國民黨過去強力推動意識形態的厭惡,而誣指民進黨政府回歸台灣本質的主體性教育是意識形態,是政治力介入教育領域。他們排除台灣主體教育是要維護原來國民黨的政治力強行培育的中國主體教育,所以形成一種詭異的論述:講「台灣」這個新的觀念是意識形態,講「中國」那個數十年累積的宣傳便沒有意識型態。

第二部份分析鄉土、本土、主體性和國家。「本土」、「本土化」或「主體性」是九零年代開始流行的概念,具有相當程度的糢糊化,是臺灣意識覺醒後而台灣尚未成為正常國家時創造性模糊之名詞。一方面它不像「鄉土」那麼確定是地方性的,但另一方面它也沒有很明顯的「國家」意味,所以在中國意識還相當充斥的台灣,本土、主體性雖瀕臨火線邊緣,但基本上還可以安然無事。九零年代雖然台灣主體意識日益增長,但國中一年級「認識台灣」的課程還是遭到統派頑強的抵抗,而教育部九年一貫的課程改革也使此一牽動台灣主體性的心靈改造課程中途夭折。

第三部份討論我在教育部長任內建立台灣主體性的政策與作為。為使台灣主體性不流於政治口號,一定要加強學術研究,但台灣過去的人文學以中國歷史文化為核心,致使台灣研究在大學邊緣化;而世界主流學術社群中台灣研究夾在中國研究與日本研究中,台灣當以韓國為師,擬定策略以引起世界學術界的助益。我的具體作為是在國內大學增加員額以強化師資陣容,而在國外著名大學則設置台灣講座。

中小學相關課程,確立台灣史單獨成冊,台灣史不再零碎地附屬於中國史,而有其一貫的發展脈絡,以建立國人台灣主體的概念。小學的母語教學,多年來台語拼音系統本土派學者各持己見,互不相容,在我任上,確立以台羅拼音系統作為教育部的政策。

高中國文,讓白話文與文言文各半,參考選文有關台灣的課文也稍有增加。

這些都經過無數的鬥爭才有的成果,有此可見台灣主體性的教育口號易說,真正落實還是困難重重。

第四部份討論台灣主體的心態及主體的核心價值,我對台灣人的性格是比較悲觀的,帶有相當濃厚的奴才性,這可遠溯於平埔族。台灣人要當家作主,須在文化心靈層次建立正確的認識與觀念,我以橫躺地圖事件來突顯號稱本土派政客心理的障礙。我並且闡述同心圓史觀與主體性的關連,而其意義則建立在個人的尊嚴和價值之上,與中國傳統文化以統治者作核心,全國人民都成為附屬品,而形成的專制文化截然不同。個人的尊嚴和價值是臺灣主體性的核心。

最後我呼籲海內外知識份子聯合起來推動第二次的台灣文化啟蒙運動,以再造台灣人的心靈。

()引言

    自從19458月日本戰敗投降,結束整整50年的殖民統治,退出台灣,台灣被中國國民黨所據有。國民黨對台灣進行徹底的「去日本化」政策,清除日本統治的遺留,為防範台灣人興起,也嚴禁「台灣化」;而同時更積極地全面推動落實「中國化」政策。經過半個世紀,連中國人到台灣都不由得感嘆台灣比中國還「中國」。

    1949年被中國共產黨驅趕到台灣的國民黨及蔣介石政權,對台灣進行近代世界罕見的長達38年的戒嚴,台灣的人權備受打擊,但包括雷震等外省族群,在台灣的先覺者也為爭民主、爭自由,前仆後繼,奮鬥不懈。於是從余登發、郭雨新等分散在不同地區的草根英雄,進而有各地串連的「黨外」,接著才有1987年民進黨的誕生,形成一股代表台灣人意向與本土權益的力量。

    蔣介石去世後,進入八零年代,國民黨也有一股台灣在地性在各階層逐漸萌芽,到九零年代李登輝全面掌權,更把這個外來政黨導向在地化。

    九零年代朝野政黨及各種社會力量儘管互有矛盾,但都導向一個共同的目標,即追求台灣主體性,要求本土化,於是在公元2000年,意外催生了一個完全的本土政權民進黨政府。

    不過,當台灣的政治與社會在逐漸本土化、在地化時,塑造國民思想、觀念、意識形態的教育卻是原封不動的延續蔣介石戒嚴統治的理念,全面中國化的政策不曾打過絲毫折扣。

    台灣民主自由化的先覺者、奮鬥者及支持者,其生較早,不完全被國民黨教育長大,了解台灣歷史比較深刻,這是八零、九零年代在野政治力量擴張,以致2000年產生政黨輪替的社會基礎。進入21世紀,民進黨執政8年,由於缺乏經驗,加上朝小野大,國民黨的焦土政策以及統派媒體的渲染,於是造成2008年國民黨再度奪回政權,並且全面執政。今年政黨輪替的社會基礎與時代思潮與8年前已經不同,國民黨完全教育出來的幾個世代占居主角,台灣主體意識也受到相當大的扭曲。

    過去幾十年台灣人在政治上的犧牲奮鬥,經過2008年的民主考驗,我們才知道存在於人心底層的文化心靈並不清明;我們才知道國家的走向與願景最根本的是在教育,而不是政治,更不是選舉;我們也才知道2000年政黨輪替時人民的狂歡是太小看50多年來中國化政策已紮根於台灣社會及台灣人心中,影響無所不在了。

    過去民進黨人士及其支持者太熱心於政治運動,而忽視形塑心靈思想的教育,國民黨則不然,它們知道教育園地的重要,故當他們發現有人想把全面「中國化」教育轉化成台灣主體的教育時,便傾盡全力,阻擋、攻擊、誣蔑,無所不用其極。

    20072008年,幾場選舉,民進黨徹底失敗了,民進黨的失利也是本土力量的一大挫折,大家應該知道形成國家的基礎在哪裡了吧?國政不能老是弄些花拳繡腿的動作、熱熱鬧鬧的活動就像煙火一樣,放過之後消失於無形。國家要做紮根的事業,百年樹人的教育才是國政的根本。

    所以我願以過去4年教育部長任上的經驗,提出幾個觀點來向各位學術界、教育界的北美台灣人精英教授請教,同時大家齊聚一船,或許也能為我們的國家台灣的前途尋找一些路徑。

 

()主體性教育與意識形態

    教育有技術性的層面,也有精神(或心靈)性的層面,一般教育學大多只涉及到前者,至於後者,提升到理論可以說是教育哲學或思想,落實到對策則與政治最關密切,也就是反映所謂的「意識形態」。

    「意識形態」,在台灣輿論界無形中成為一種人人鄙視的東西,一旦被貼上這個標籤,便是偏見、不理性、甚至是罪惡的象徵。這是過去十來年形成的現象,而由媒體在操控。其所反映的矛盾論述是:凡以台灣為主體、重視台灣者即是意識形態,而以中國為核心的思維卻不是「意識形態」。因此,公元2000年政黨輪替後,加以「意識形態」之名幾乎和戒嚴時期具有共產思想同罪,只是無法役使司法作為打擊的工具,但發動社會輿論進行撻伐,則無日無之。稍稍瀏覽傳媒,凡被戴上「意識形態」這頂大帽子者,其實質內容皆離不開台灣主體。

    換句話說,當上個世紀最後10年,台灣人當家作主的意識抬頭時,原來鄙視台灣的中國民族主義者也不敢攖其鋒,遂對台灣主體意識有所隱忍,而專門攻擊他們所給予特定意義的「意識形態」。這些中國民族主義者趁台灣民主之勢,利用台灣人民對戒嚴時期國民黨之灌輸意識形態的厭惡,「打著紅旗反紅旗」,搖身一變以民主自由的維護者自居,而要求政治力量(執政的民進黨)退出思想的場域,強調教育所謂的中性,於是正在興起的台灣主體意識遂被架空,排除在思想場域之外,好讓自1945年以來的中國主體意識繼續當道。那麼,不去碰觸原來充斥於各領域的中國意識形態便被稱許為客觀,政治沒有介入,而如果要注入一點台灣主體的想法,便被污名化,說是政治干預。

    我曾作個比喻,國民黨對台灣多次塗上厚厚的幾層黑漆,我在教育部長任內不過稍稍刮掉,欲使透露出一些本色而已,但這一刮掉的動作便被指責為以政治力介入教育,譴責我是一個不專業的意識形態的教育部長,口誅筆伐,非把我徹底醜化不可。相對的,那些根深柢固的中國民族主義意識形態者,把長年戒嚴所建立的中國化意識形態原封不動地保留下來。他們不去更動,所以他們沒有意識形態,我企圖恢復一些台灣原貌,反而成為有意識形態的人。這就是公元2000年以來,台灣氾藍的邏輯。到2008年再度政黨輪替,台灣的政權又淪入國民黨之手,統治者宣稱教育不能有意識形態,其意涵是民進黨執政8年的台灣主體化教育應該消除,再回到國民黨的中國民族主義。國民黨面對台灣主體思潮所採行的手段,其辯證關係,說穿了,就是這麼簡單。

    「意識形態」一旦被污名化,遂成為政客攻訐對手的利器,稍具獨立思想的人也避之唯恐不及,無法深究在近年台灣這個特定時空下的特定意涵只有台灣主體意識才背負這個惡名,中國民族主義的意識形態是免疫的。

    客觀而論,任何一種普遍性的思想或思潮都屬於意識形態的範疇,民族主義固然是意識形態,自由主義何嘗不是?新興的台灣主體思潮是一種意識形態,國民黨幾十年來灌輸於台灣人民的中國民族主義也不例外。一般民眾不可能是思想家,但無礙於他自有思想,這種思想在群眾中相當程度地普遍存在,便構成一種集體意識,於是形成所謂的思潮。這是任何時代、任何國家、任何族群都存在的現象,我們首當關注的是,此一現象是自然形成的還是外力塑造的?人類社會一旦進入權力統治的國家,凡涉及政治意識或立場的課題,一國人民的普遍思潮要完全沒有外力塑造恐怕是不可能的,中國歷史上有所謂「天與人歸」,其實多是政治的宣傳,事實並不存在這種自然形成的意識形態,連儒家美化的湯武革命「順乎天,應乎人」,歷史考察已證明是政治口號了。我們要問的是,其塑造的意識所具理性的程度,以及其形成的手段是自然多於強制,還是強制多於自然?依此準則來考察,在台灣講台灣主體優先當然比講以中國作核心較為合理,何況九零年代以來台灣政治已具備民主的機制,加上民進黨政府的權力衰弱化,故所推動的台灣主體教育,其方式和手段都相當合理性和自然,而與國民黨威權統治之推動中國化教育有霄壤之別。

    任何政黨一旦執政都不能迴避意識形態的問題,更不該散播似是而非的觀念,一方面隱藏自己固執的意識形態而指責對手有意識形態。就國家而言,意識形態可以是政策的路線,也可以是國家的目標或願景,譬如是走福利國家的計劃經濟還是採自由市場的競爭機制?或者台灣是台灣人的台灣,還是大中國的一部份?在形成國民集體意識的教育領域,是以台灣作為主體,作為總部,作為立足點,還是降低台灣位階,解消台灣,使台灣成為中國的一省?

    因此,台灣主體教育作為意識形態是在這樣的意涵之下,一種中性的、無可迴避的課題,它的對立面,則是以中國為主體的教育。因為牽涉到國家未來的走向,遂成為不同國家認同者競爭的場域,所以要成為怎麼樣的國家這種高遠的教育思想就淪為齷齪的政治鬥爭的犧牲品。

    「意識形態」無罪,我們檢驗的準則端看它對適用對象的合理性,與國家發展的前瞻性。

 

()鄉土、本土、主體性與國家

    台灣主體或主體性教育,是九零年代才出現以及普遍使用的名詞。顧名思義,主體性出現之前當然就是非主體,換句話說,也就是「當家作主」或「出頭天」的課題。

    台灣這個移民社會在17世紀以前是南島民族的土地,他們雖然不是台灣最早的主人,但肯定是早於後來台灣主角漢人的主人。台灣南島民族不論高山或平地,他們都是以部落村社的形式分散居住,沒有形成較大、較嚴密的政治實體,沒有出現過國家,更談不上含蓋全台灣的政治體。隨者17世紀以來不同殖民者入侵,他們或被役使,或被同化,或者被隔離,無法參與在台灣發生的歷史事務後。因此,台灣原住民雖然是台灣早期的主人,卻很難成為摶聚台灣主體意識的主要動力。

    17世紀,台灣才開始有大批的外來人口移入,先來自福建南部,廣東東部繼之,透過婚姻及漢化過程,使息於西部平原草埔地帶的南島民族(即是通稱的平埔族群)加入,共同構成台灣的社會基礎。一、二百年來,台灣遂變成以所謂漢人為主的社會。漢人移民,依年代為序,先是當荷蘭東印度公司的僱佣、佃農,也有自由商人。接著是隨鄭成功來台的軍眷,當明鄭滅亡時,他們大部分多被遷回中國。而清帝國統治下,以不同方式移來台灣的人口就是帝國的編戶齊民,沒有什麼當家作主的想法。19世紀末,台灣被割讓給日本,成為日本帝國的殖民地,台灣人在天皇體制內屬於低於日本人的二等國民。等到二次大戰結束,日本退出台灣,當時的國際情勢下台灣被蔣介石占領,台灣人只能在中華民國流亡政權下冷漠地自外於政治,黯然地自外於主體。

    快速回顧台灣這400年有記載的歷史,台灣人從沒真正做過自己的主人,自然產生不了「主體意識」,即使是外來統治者,也不把台灣作為主體。荷蘭人38(1624-62),台灣的價值在為東印度公司賺錢;明鄭22(1661-83),台灣是反清復明的基地;清國212(1683-1895),台灣只是龐大帝國可有可無的海外邊陲;日本50(1895-1945)台灣是農業資源的提供地和後來南進的前哨;國民黨政權在1990年之前,台灣扮演「反攻大陸的跳板」再轉為「三民主義模範省」的角色,為中國大陸而存在。

    很明顯的,台灣之具有主體性是首次台灣人李登輝當總統以後的事,所以「台灣主體」這個新名詞不但反應九零年代已下台灣新的政治現實,也包涵濃烈的政治企圖,聲明台灣是台灣人的台灣,不是外來掌權者的台灣。沿著這樣的邏輯,「台灣主體教育」自然要扭轉台灣人長年以來的歷史悲情,抱著當家作主人的心態來看待自己和外在的世界,這些涉及國家走向、人民身分地位的嚴肅課題,在這個非正常國家,教育如果不觸及,和把頭埋在沙堆裡的駝鳥有何差別?

    與「主體性」這個創造性模糊相近的新名詞是「本土化」,也是九零年代才出現的語言,尤其和「鄉土」相比較時,「本土」的自主性就浮現無疑了。放在國民黨帶到台灣的中國體制與思考概念中,「鄉土」兩字並無禁忌,它不過是國家體系下一個區域性的事物而已,好像國之下有省或縣、鄉。然而「本土」納不進去這個架構,「本土」雖也可以表示鄉、縣、省,但你無法用鄉縣這些區域性名詞來規範透露國家意涵的「本土」。

    中國這個廣土眾民的大帝國,各地的地方性一直存在,只要地方不挑戰中央,地方特性毋寧是被鼓勵的,所以中國官方的出版傳統,地方誌相當發達。以統治兩百年的台灣來說,官方創修、重修、續修的府志、縣志、廳志以及各種采訪冊竟有二、三十種之多,因為重點在府、縣、廳,不是國。

    九零年代,李登輝所領導的國民黨尚未完成在地化工程,但新的政治局勢已經出現,國民黨的教育政策和內容,開始加入「鄉土」的元素,有鄉土語言及鄉土教材。鄉土語言是母語,補充教學的鄉土教材大多限於鄉里的層次,上及於縣而止。對國民黨的保守勢力而言,只到這地步還「安全」,可以「接受」。不過李登輝一旦提升鄉土教育的層次,規劃並實施「認識台灣」,台灣的統派就再也按捺不住了,發動大規模的批判運動。因為我是其中一冊「社會篇」的編輯主任委員,遂成為主要攻擊的目標。

    「認識台灣」風暴發生於1997年,原因無它,這門課已經脫離鄉土的地方層次,隱然有國家的意味了,這個國家不是中國,卻是原來被當作中國之ㄧ省的台灣。中國人深深吸取「防微杜漸」的歷史教訓,一見「認識台灣」成為正式課程就推想台灣國的出現,於是想把這一葉剛萌的嫩芽活生生掐死。10多年前對「認識台灣」的批判即是這種文化及被此文化薰染的人的反應。然而「時也,勢也」同樣也是一種歷史經驗,台灣的泛藍政客應該也懂台灣人的主體意識是壓不住的。

    「認識台灣」這門課雖在意識形態的鬥爭中屹立不搖,卻在九零年代後期教育部推動的課程改革下消化於無形。九年一貫的教改,課程大翻修,以領域取代學科,歷史、地理、社會不見了,「認識台灣」的歷史篇、地理篇、社會篇也不見了,只剩下「社會領域」而已。

    我們相信九年一貫不是為消除「認識台灣」而起的改革,但以結果論,「認識台灣」的主體意識教育的確在這一波教育改革中倒退。此一倒退我們也還缺乏足夠的史料可以分析當時的決策及決策者的心態,尤其是否與國家意識有關,但很明顯的,台灣不論作為一個國家或非正常國家、或者特殊國家,凡涉及「國家」層次,有形、無形的紅線都深深釘在很多台灣人的心底,這不僅反映在學校課程、教育體制,也反映在政治、社會、文化的許多面相上。

    過去將近20年,人人可以接受的「鄉土」,帶有獨立意味的「本土」或「台灣主體性」以及要求作為一個「國家」的聲音在台灣是並存的。近年來不同研究團體的民調顯示,選擇自己是台灣人而不是中國人的比例快速攀升,但「國家」這個門檻仍然很難跨越。這有許多政經社會現實因素,但存在於許多人心中的那條紅線不但無法推動「台灣主體意識」以成為「台灣國家意識」,在2008年新政局中,過去幾年台灣主體性的成長果實是否還會繼續保有,也很難說。

    這和我們台灣人的民族性有關,以下我還會分析。

 

(四)台灣研究、歷史、文學、語言、文字與心靈

主體意識不能停留在口號,它與其說是政治議題,不如說是文化議題,台灣主體性追根究柢是台灣人對文化的抉擇和自己心靈的安頓,其實也是台灣人文學的核心。

九○年代初期國小始有母語與鄉土課程,後期國中有上面說過的短命的「認識台灣」。從知識發展的體系來說,中、小學教育的知識屬於下游,其根源應在大學的研究與教學。換句話說,如果大學缺乏具備台灣特色或適用於台灣的人文學,中、小學的本土化教育或台灣主體性教育是不可能健全茁壯的。台灣偏偏陷在這種困境當中。

近代以來世界各國的人文學雖有其普遍課題與論述資源,但更大量是出自本國的,由於台灣不成為國家,故不論日治或國府時期,大學的人文學看不到與台灣相關的踪影。超過半個世紀以上,台灣的大學所研究和教學的人文學,無不以中國的資料、議題和經驗為主,有關台灣的人文研究到九○年代不過剛脫離禁忌階段而已。公元2000年政黨輪替之後,才有比較多的大學設置台灣語言、文學、歷史或文化的系所,到2004學年度共計23個系所。

我們同時也發現台灣研究在大學的窘境,一是教師員額不足,二是經費短缺,三是課程單薄,第四它們在學校的權力結構中皆處於邊緣的地位。從事中國研究的學者,即使他的政治立場是偏於本土者,拿起學術檢驗尺,也多對台灣研究有所不滿,於是形成台灣研究學者在校園內是二等公民的角色,有些刻薄的統派學者更嘲諷台灣研究是「政治正確」。而今政黨又再度輪替了,一方面台灣研究的資源勢必比過去幾年更不如;另一方面台灣的人文學是要從台灣經驗出發還是沿習過去沉醉在中國經驗內?這將是所有在台灣的人文學者會面臨的共通問題。

學術固然無國界,但在人文學方面,我們也發現各個國家往往也多從他們自己的資源、課題出發,形成特色,再企圖解答人類普遍性的問題。顯然的,相對於世界古文明或近代許多新興國家,台灣的學術資源與經驗都比較短淺,不能固步自封、劃地自限;但如果不尋求自己的資源,不能從自己的經驗中總結出人類的普遍議題──事實上,台灣是可以在這方面有貢獻的──,所謂「台灣主體性」恐怕將泡沫化,流於政治宣傳的空中樓閣而已。

面對龐大的中國人文學資源,台灣人文研究要尋求自主,是一條佈滿荊棘的路途,這與識見、心態、策略皆有關係。放在世界人文學的平面上,我們不得不承認,「台灣」無法像「中國」、「日本」那麼吸引世界學者的注目。我常說要在世界主流學術圈中推動台灣研究,應以韓國為師,學習韓國夾在中日之間怎樣突顯韓國研究之重要性的努力措施。這個議題我無法在民進黨政府中引起注意,只靠教育部有限的經費在美、歐、日本幾所著名大學設置不同形式的講座,未能形成一種思潮,深引為憾。我希望當今馬政府能屏除黨派之見,視為整個台灣的事,繼續推動,促進台灣在國際學術界的能見度。

雖然國內外充斥著大大小小的困境,台灣主體性教育過去幾年不能說毫無進展。舉其比較大者,一是高中台灣史單獨成冊,二是台語拼音系統初步抵定,這些都屬於課程的議題。了解教育的人都知道,任何改革如果沒有落實到課程與教學,都會流於空談。老留學生感歎到美國才知道以前在台灣所唸的歷史多麼偏頗,這足以證明課程改革與內容的重要性。

一百多年前,還是少年的連橫領受父命,「你身為台灣人,不能不知台灣事」。他終於在20世紀初完成《台灣通史》鉅著。雖然連橫的著作立意我們不盡認同,也不滿意,可悲的是因他攀附國府而受蔭及的子孫,掌握國政、飛黃騰達後並沒有實踐其先祖的遺意,讓台灣子弟有機會了解台灣史,要到2000年政黨輪替的第6年,台灣高中生的課業才有一冊完整的台灣史可以研讀。

之前,短命的「認識台灣」(歷史篇)也有完整的台灣史給12歲的孩子學習,此外,長年以來,從小學到高中,正規教育的台灣史都零碎地附著於中國史的發展脈絡,充分顯示台灣的附屬地位。如果不是蔣介石流亡政府逃到台灣繼續執政,在大中國的歷史教育體系下,連這點零碎的敘述也是不可得的。

九年一貫解消「認識台灣」之後,民進黨政府籌劃小一到國三九年之後的高中課綱。歷史這門課在理念上是採用九○年代初期我所提出的同心圓理論(即使編輯委員並不承認),規劃高一上台灣史,高一下中國史,高二世界史。不論台灣是不是一個國家,台灣主體意識已經相當普及,大家再也無法忍受沒有自己的歷史可唸之苦;而台灣以高科技產品的國際貿易揚名於世,國際化也是社會的共同需求,加強世界史自然順理成章。因此,這個課綱的三環架構,反對者很難挑剔。

歷史教育固然必定有取捨,但不能太失衡,中國歷史長久,只有一冊勢難平衡,所以原先的課綱編輯委員會乃以公元1500年為斷,此後的中國史納入世界史,中國是世界的一部分,更可以看出中國近現代歷史的真相。然而統派將它政治化,譴責課綱委員將中國史攔腰切斷。切割中國歷史,對還以中國自居的中國國民黨遂成為高度的政治議題,抛出大帽子,胡加罪名;當時教育部只好暫且按下,應該在2004學年上路的九四高中課綱遂擱置下來。

九四課綱一延宕,造成前九年和後三年新舊課程不能銜接,影響深遠。我在20045月接任後,馬上再啟動編輯委員會機制,解決歷史課綱的爭議,高一下中國史不以公元1500年為斷,一直講到20世紀。舊爭議讓步了,新爭議又起,這次反對派攻擊的重點放在高一上的台灣史。

台灣史課綱的主要爭議有二點,一是提到舊金山和約,二是要不要包括中華民國建國史。國民黨的歷史課本只講開羅宣言,不提舊金山和約,前者證明它據台的合法性,後者則引發台灣地位未定論。其實沒有什麼宣言,只是一份新聞公報而已,而且國際法上,條約高於宣言,但如果讓學生知道有「台灣地位未定論」,國民黨害怕動搖幾十年統治的合法性,所以政客與統派媒體連手,排山倒海對我發動攻擊。

至於台灣史要不要講中華民國的建國,以台灣為主體,自古及今,1912年中華民國建國時,台灣是日本的殖民地,不是中國的一省,發生在中國的事件與台灣無關,要到1945日本投降盟軍,蔣介石入據台灣,台灣史才和中華民國史連在一起。這下子可不得了了,統媒拋出我否定孫文是國父的罪名,並拉扯陳水扁到底是那一國的總統!最後陳總統不得不出來表白,他是中華民國的總統。課綱委員只好讓步,台灣史也包括中華民國前頭34年的歷史,舊金山和約和開羅宣言淡化處理,只提以客觀資料敘述之。我們讓步,因為我們深知統派的陰謀就是讓新課綱不能上路,那麼台灣史就不可能單獨成冊,學生還繼續唸我們這輩老人所唸的教科書,只有中國史,沒有台灣史。

20069月進入高中的青少年都有機會讀到從古到今的整體台灣史,而不是附屬於中國史的零碎知識,台灣主體性的史觀已植根在這一代青少年心中,有人擔心2008年政黨再度輪替,歷史教育會走回頭路,關心台灣前途的人正在緊密觀察中。

另外,高中國文統派掀起的風浪不如高中歷史大,而這方面改革的成果也相對小得多。統派是把高中文言文等同於中國文化,對國文課本的改變就加給我「去中國化」。不同政治立場的人賦予「去中國化」不同的褒貶意涵,我最關心是我們要如何教出能掌握自己語文的青少年。對九成以上的高中高職生而言,文言文的用處遠不如白話文,過去高中國文高達70%的文言文顯然不合時宜,今雖調低到50%,還不能達到提升學生語文能力的目的,但尊重課綱委員的決定。我認為即使文言文,也要和台灣經驗有關才能激發青少年對這塊土地的感情,課綱小組推薦的40篇文選,九五課綱關於台灣者占4篇,九八課綱占8篇,只是小小的進步。但馬政府已決定延後九八課綱,很多變數依然存在。

歷史展現民族的精神,文學抒發民族的心聲;它們的媒介是語言和文字。國民政府入據台灣,採取消滅台灣母語的政策,使現在二十歲至五十歲的父母基本上不會或不習慣說母語,也沒有傳承母語的觀念,所以教育部製作母語的文宣短片,我才把「母語」改作「阿嬤e話」。母語一旦在家庭中消失,勢必滅絕,任何外力都難扶助。台灣的歷史經驗,從17世紀到19世紀這300年中,平埔族群語言的滅絕就是最令人膽戰心驚的例證。

清政府不像國民黨政策性地消滅台灣的母語,而是任其自生自滅,當平埔族及其文化面對閩南、客家而邊緣化時,他們的語言也就不保了。過去十幾年,關心本土人士特別重視母語的傳承,的確掌握到關鍵課題,但能著力的地方並不多;即使九○年代以來,政府政策改絃更張,開始教授母語,成效仍然有限。社會力量太大了,這個社會力量是過去國民黨的政策造成的,1960以後學校的嚴禁母語,1970以後廣播、電視節目之限制母語,自此誕生的孩子既不會說母語,甚至養成鄙視母語的心態,這些存在於台灣社會各角落的細胞,才是台灣主體性的殺手。

十幾年前我在中央研究院服務時,曾對一位研究台語的大學教授說,我提倡台語是救亡圖存,搶救一種瀕臨絕種的語言。教育部長任上,面對母語老師那股孤臣孽子的悲情,我舉聯合國2002年發布的「世界文化多樣性宣言」,以資鼓舞,讓他們知道他們的努力正符合世界的主流價值。然而我恨自己不能更有作為,往往慚愧得無地自容。雖然過去幾年我在這方面也有一些建樹,一般評論認為我最大的貢獻是確定台語(閩南話)的拼音採行台灣羅馬字的系統。然而提倡台語的專家依然難以整合,通用派便四處告發我的「專橫」。因為專業意見仍然不一,教育部課程發展委員會便有理由不採納台羅作為唯一系統。

拼音系統整合費了九牛二虎之力,最後仍然「功虧一簣」。如果進一步追求書寫系統,到2008年總共公佈了400個字詞,提供社會參考,算是台文書寫的初階而已,距離台灣人講台灣話、寫台灣文的目標還遠得很。

這是很令獨立建國之士失望的。參考韓國、越南的經驗,不談獨立建國則已,否則終究會碰觸到語言文字的問題;落實到台灣當前的情境,這卻像是遠在天邊的彩虹。不過以美國經驗來說,形式工具(英語)並不那麼重要,更重要的是內容。台語台文所要表達的內涵,我們的準備工作也尚未齊備,我們還要努力發掘、整理和創作我們的神話、童話、民歌、謠諺、民間故事,才能充實我們以及子孫的心靈。世界上許多成為獨立自主的國家多經歷這個過程。

 

(五)台灣主體的心態與核心價值

一般的歷史評論有一種看法,台灣歷史充滿著反抗或抗議精神,但另一方面我們同樣也可以舉出很多事例,證明台灣人有濃厚的妥協性格,心甘情願,屈居第二,面對外來統治者還不時流露出奴才的心態與作為。

談精神或心態,論述者的主觀成分很大,但卻是歷史存在的事實,不妨從歷史說起。台灣的平埔族群複雜,語言不通,社會組織相異,其共同體的範圍不比村社大,以台南附近的西拉雅族,連頭人也沒有,更談不到所謂的 「國家」。平埔族是獵頭的民族,村社之間往往成為世仇。荷蘭東印度公司進入台灣 10 年後,西部平原中南部各原住民村落紛紛歸順,統治基礎趨於穩固。荷蘭人對原住民,首先利用優勢的武器血腥鎮壓,拿最強大、桀敖不馴的蔴豆社開刀,以收殺雞儆猴之效;再以基督教收服原住民。不過一、二年,今日北到雲林,南到恒春,南北 57 個村落的代表齊集於台南,駐台傳教 14 年之久的尤紐斯(Robertus Junius,駐台時間 1629 - 41,1641 - 1643)1636 年很得意地向東印度公司在阿姆斯特丹的商務委員會 (The Amsterdam Chamber of Commerce of the East India Company) 報告說:

當他們第一次相見時,我們很高興看到他們之間的友善,看到他們互相親熱、互相凝視。這在本島是從未有過的事,每一族群幾乎都相互戰爭。
……
現在,他們不只服從我們,而且相互友善。如果不是我們的介入,他們無法統一。稍早,此族人不敢和他族說話,大家互不信任。(Rev. William Campbell 英譯,Formosa Under the Dutch,1903;李雄揮漢譯 《荷據下的福爾摩莎》,台北:前衛出版社,2003,pp. 186-187)。

如果我們承認身體內流有平埔族的血液,便不能不承認我們這個民族存有深邃的劣根性,看不起自己人,但對外來統治者卻是景仰服從。

尤紐斯寫報告之後 60 年,1696 年浙江幕客郁永河來台灣採硫磺,從台南北上到八里、淡水,觀察了絕大部分的平埔族村社,為平埔族受到官府及社會有勢力者 (如通事、社商) 的欺凌壓榨深抱不平。平埔族不論大人小孩,男丁或婦女,事無巨細,每天要無償地被權勢者差遣,「有求必與,有過必撻,而番人不甚怨之」(《裨海紀遊》 卷下,頁36)。令人感慨的是,平埔族受到欺壓,事過境遷,「不甚怨之」,很快就忘了。

這兩則記載,一出自荷蘭傳教士,一出自中國文士,直到今天,雖隔三、四百年,台灣人的民族性不還是顯現在我們眼前?至於大家比較熟悉的閩客矛盾、漳泉械鬥等漢族被清政府操弄的歷史,我便不再申論。在這麼一個徒具民主機制之形式的台灣,今日討論 「台灣主體教育」,如果不正視蘊藏在台灣人心底下的東西,恐怕是無法對症下藥的。

這帖藥說來簡單,即是當家作主;但同樣也不簡單,即是打從心底真正能當家作主。否則,「台灣人出頭天」 這句話,喊了沒有 20 年也快 10年,不會落到今天這個局面。我願意以親身經歷的橫躺台灣地圖來說明這個微妙的心態問題。

2004 年 「五二○」 我初任教育部長後的第四天,在中央研究院朱家驊院長紀念會上,發表學術演講 「歷史文化研究的新思維」。這是幾個月前就安排的演講,與教育部長無關;但也可能我是新任的部長,故特別引起媒體的關注。所謂新思維,我的論旨是強調以台灣為主體,即是探索從台灣出發的人文學,以取代長年以來局限在中國歷史文化的人文學。

我的演講以 power-point 秀出 100 多張圖片,而統派媒體也獨具隻眼,特別引用那張橫躺地圖加以報導,於是統派政客在立法院提出質詢,演變成不小的事件。

這張地圖是以台灣作中心,右邊 (南) 畫出菲律賓、婆羅洲、印尼至新幾內亞;左邊 (北) 是沖繩群島、日本,下面 (西) 是印度支那半島、中國東部、朝鮮和西伯利亞,上面(東)則為浩瀚的太平洋。地圖是觀點的表達,也是視野的展現,此地圖使台灣人知道我們所在的位置及周圍的地理、國家,使台灣人對自己的地位與處境有均衡的看法。相對於國民黨入主台灣所教給我們的 「秋海棠」 中華民國地圖,讓台灣人清楚地了解:小台灣仰望大中國,台灣人只配蹲在角落的份,只看到中國,無法了解周邊的國家。台灣人的視野被鎖在中國,台灣人也只配像那張地圖上的台灣,謙卑地靠邊站,聽候差遣。凡是在台灣成長的人,從入學校到出社會,這張地圖無時不在心目中,它已內化到每個台灣人的心底,成為我們的血液、我們的細胞。

中國人不愧是歷史悠久的民族,統派傳媒和統派政客馬上知道橫躺地圖的深刻意涵,如果它真的取代了那葉 「秋海棠」,那麼台灣人的心靈就真的站起來了,真的當家作主了。這是天變地動的大事,所以非把這顆剛冒出來的嫩芽硬給搯斷不可,排山倒海的攻擊自然加諸我身上。

有多少台灣人看懂這個竅門呢?我沒調查,不敢論斷,不過有一位可算是優秀的台灣人,台大醫科高材生、留美醫學博士、號稱台獨健將、也是民進黨最聰明的立法委員出來說話了。他指責我 「白目」。台語白目是父母長輩教訓子女晚輩的用語,孩子不懂事,做出自以為聰明而其實是毫無意義的事,如中國話罵人的 「胡扯」、「無聊」。把台灣從奴婢轉化作主人的橫躺地圖是放著正事不幹、專搞無聊之舉的 「白目」 嗎?號稱第一流人才的台灣人識見如此淺薄,我不知台灣的前途在那裏?

當然也有真正聰明的台灣人認識到這是一場 「啟蒙運動」。

台灣橫躺地圖和我的同心圓史觀是相通的,一地一史,一空間一時間,皆著重於在地性,以在地人事物為核心。同心圓史觀並不是全世界都以台灣為中心,而是在台灣的人當從台灣來看世界;進而言之,世界各地的人都可以由他們當地做中心來了解世界。人人能存有這個觀念,並且付諸實行,國與國、民族與民族之間,一國之內統治與被統治者之間,才可能真正平等對待,互相尊重,多元主義才能落實。我在哥本哈根的丹麥國家博物館參觀世界民族誌的陳列展覽,凡講到一個地方的民族,地球儀上就以該地為中心,所以格陵蘭和爪哇同樣都可以做為中心。

同心圓史觀及台灣橫躺地圖所透露的政治、社會和文化意義是在地人的價值。近代的獨裁者開口閉口都講 「人民」,人民在那裏呢?獨裁者即是人民,這種空泛的人民往往是獨裁專制的溫床,只有具體的人,從個人出發,而社區,而鄉里,而地區,而國家,這樣的人民才是民主自由的基礎。台灣主體性即建立在這樣的系列上,它的始源則是在地個人的尊嚴和價值。

中國歷史走的是相反的路,空間是以帝王所在的首都做中心,人是以皇帝或領袖做中心,不論多廣的土地,多眾的人口,都沒有獨自的價值,而以繫聯附屬於首都和最高統治者做為他們存在的價值。台灣人 60 多年來的犧牲奮鬥,就是要脫離國民黨強加在我們身上的中國歷史 「魔咒」。不幸的是,過去 8 年民進黨執政的失利,致使台灣人的命運充滿著變數。

台灣主體性,不是統派所誣蔑的井蛙之見,反而是人類文明的主流,只因在地是台灣,故特別強調台灣而已。追根究柢,它是建立在個人尊嚴與價值之上,符合先進文明的普遍價值。我們提倡台灣主體性是走在歷史正確的一邊,不像統派之吆喝集體的民族主義,形成歷史逆流,有可能給人類帶來災難。所以台灣主體教育,發掘開展在地性文化,還要不斷汲取世界先進經驗,加強國際化,才能免於掉入狹隘民族主義的泥淖。本土化和國際化,就像車的兩輪,缺一難行,台灣主體性教育應該在這兩個輪子的軌道上前進。

台灣主體意識興起於台灣告別中國的九○年代,但台灣與中國的關係,不論地緣、人群、歷史和文化都是 「剪不斷,理還亂」 的。不管你喜不喜歡,我們無法否定中國文化是世界重要文化體系之一,提倡台灣主體的人要抱持什麼樣的心態來對待中國文化,站在什麼樣的高度來看待中國文化,的確會影響台灣主體的存滅和發展。中國有句話說 「知己知彼」,也有句話說 「取精用宏」,大概只有把中國文化放在國際平台來比較,我們才可能有比較持平的認識;把這兩句話運用得恰到好處。台灣國際化的重要是具有多重意義的。

六、 結語

今年本土政權淪落,台灣本土派瀰漫著一股低氣壓,現在高談台灣主體,難免遭受質疑:「有政治資源時,主體性都做不好,而今沒有政治資源了,將如何做起?」 這樣是有一定道理的。但又有一說,「代表本土政權的民進黨太膚淺,現在一切歸零,從根植起吧。」 說得頗有氣概,可以振奮一點熱情。

不過政治是眾人之事,非有組織之長才又具群眾魅力的人物難成功。從根栽起是多方面,在座都是學者教授文化人,我們所擅長的就是知識和觀念。根據過去幾年的經驗,我們深深了解到台灣須要新的文化啟蒙運動,不論台灣教授協會或北美台灣人教授協會,應當作與能夠作的大概也是台灣文化啟蒙與台灣人心靈再造吧。

台灣文化的第二次啟蒙運動,和第一次一樣,是在外來統治文化的籠罩下尋求自主的運動,它不限於政治層面的贏回執政,也不限於獨立建國,它涉及台灣人所要追求的價值,以建立文化自主、自信的心靈,對世界各種文明都能出入其間,豐富自我,屆時台灣人才說得上真正的獨立自主。這有賴於海內外台灣人及關心我們的世界友人共同合作。

(本文作者為中央研究院院士、前教育部長 )

本文發表於北美洲台灣人教授協會2008年年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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