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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長青:拋棄俄國知識分子的毒藥方

隨著中國的經濟發展,國力提升,「超美」,開始成為中國人(尤其知識分子)的夢。提出「超過美國」的目標和理想並不錯,但關鍵在於,要明白美國的價值在哪裡?美國的標準是什麼?然後才談得上怎樣「超過」。否則像五十年代毛澤東的以全民大煉鋼鐵、群體主義的方式「超英趕美」,不僅是笑料,更可能給中國帶來災難。

一般中國人說「超美」,主要因為美國是大國,是強國;因此強調中國也要富國強兵,大國崛起,要跟美國「平起平坐」,甚至分庭抗禮。不錯,美國是強國,而且是世界唯一超強,其國民生產總值世界第一,人均收入是中國人的十倍以上,年度軍事預算七千億美元,比全球其它十大國的總和還多。但這些都是表面現像,或者說是美國價值的結果。如果中國人不能了解和實踐美國的根本價值,那所謂「超美」還會是毛式大煉鋼鐵的幻想,甚至災難一場。

美國的根本價值,主要體現在兩個文件,一是獨立宣言,一是美國憲法。前者確立了個體(而不是國家)最重要的價值:人的生命、自由、追求幸福的三大權利是天賦的,神聖不可侵犯,任何力量都不可剝奪。而美國憲法的全部條款,其實質則都是強調限制政府權力,保護個人權利。

美國文化:「小河有水大河滿」

美國人在政治辯論中,動不動就強調「建國先賢」怎麼說,就是強調《獨立宣言》和《憲法》確立的這些根本價值和立國之本。美國的自由、繁榮、富有、強大,都是由於保護了個人權利。道理很簡單,只有個人權利被保障,人,才會有自由,才有想像力和創造力,才能成為強大的個人。而眾多強大的個人,才能構成一個強大的國家。所以,個體主義(individualism)是美國文化、美國價值、美國文明的核心。

中國文化強調「大河無水小河干」,注重的是朝廷、國家、政府的力量。那意思是,沒有了國家(更具體是指政府)和社會,個人就什麼都不是。群體主義(collectivism)是中國文化、中國傳統、所謂中國文明的核心,也是俄國文明的核心。

張藝謀導演的北京奧運開幕式,可謂用視覺藝術詮釋群體主義意像的經典。那種千萬人的整齊劃一,那種機器人般的震天吶喊,那種把國家民族抬到至高無上地步的極力渲染,使那些具體的個人,在龐大的群陣中,只是一個個的小黑點。它展示的是:群體是偉大的,天下是重要的,那自然就是掌管天下的皇帝應主宰一切;沒有了群陣,沒有了群體,沒有了國家這個大河,你們這些小黑點般的「小河」,就會干涸,就會板結。

而美國文化認為「小河有水大河滿」,重視的是個人、個體主義、個人自由的能量。強調個體主義的美國哲學家、哈佛教授羅伯特.諾齊克(Robert Nozick)在他那本著名的《無政府、國家和烏托邦》的專著中明確指出,「個人是唯一的實體,個人生命的存在具有絕對的價值;而社會和國家既非實體,也無生命。」

把這種哲學語言轉成大白話就是:在任何社會,任何地方,哪段人類歷史上,國家都是虛的,社會也是虛的,它們既沒有生命,也不是實體;只有個人,才是實體的存在。

只有個人是實體,而且是唯一的實體,那當然就有「絕對的價值」。在價值份量和順序上,自然就超越「既不是實體,也沒有生命」的社會和國家。所以,個體是第一位的,而國家社會是第二位的。由此就自然導出,個人權利是最重要的。

在該書自序中,諾齊克開篇就提出「個人和國家」的關係問題,第一句話就斷言:「個人擁有權利」,隨後提出一個重要命題:「個人權利」留給「國家」多少活動空間?諾奇克問的不是國家給個人多少餘地,而是:個人權利為國家留下了多大活動空間。這種提問方式,就明確了個人和國家的關係:個人是根本,國家(社會)次之。不是國家社會有絕對權利支配個人,而是個人決定國家有多大的權力和支配余地。誰是主體,誰是附屬,一目了然。

因此,美國文化是個人至上,個體權利要絕對保護,個人自由要絕對捍衛。事實上自然界也如此,沒有眾多分岔、支流的「小河」的匯集,哪有「大河」的波濤滾滾?

而如果不了解美國這種建立在個體主義、保護個人權利基礎上的根本價值,只是一味做強國夢,甚至強調和美國價值相反的群體主義,中國不僅無法超美,還會「超」到岔道上。

隨著中國國力提升,不要說官方學者多強調民族主義的富國強兵(而不是重個人自由),有些自視自由派的學者,還有什麼所謂「民間思想家」,近年強調「俄羅斯精神、俄羅斯道路、俄羅斯啟示」,更是一個危險方向。因為俄國歷史已展示,所謂俄羅斯精神,就是用群體主義扼殺個人的精神;俄羅斯道路,就是東正教加馬克思主義;而俄羅斯的啟示,恰恰是人類應怎樣避免俄羅斯式的災難。

用棍棒「把人們趕向天堂」

今天很多中國知識分子「下海」經商,甚至不關心政治,但俄國在歷史轉型期的十九世紀中葉到二十世紀初,則是大知識分子們都特別關心國事,紛紛開出「救國藥方」。那種對「大事」的關注當然沒錯,也是知識分子的職責,但幾乎所有俄國知識分子開的「藥方」都錯了,不僅沒把「俄國病」治好,卻是把俄羅斯帶入「癌病房」,其「思想梅毒」擴散到世界,也給中國帶來巨大災難。

當年俄國思想界主要有兩大派,一派以文學評論家別林斯基、《怎麼辦》作者車爾尼雪夫斯基等為代表的無神論的革新派,另一派是以托爾斯泰、陀思妥耶夫斯基(還包括後來的索爾仁尼琴)等信奉東正教的復古派。

革新派也被稱為「親西方派」,但他們「親」的是西方的社會主義思潮;而復古派,則「親」的是俄羅斯至上的斯拉夫主義,兩者雖勢不兩立,但其思想根基是一樣的,都是群體主義、國家民族至上;是一條與美國獨立宣言和美國憲法所強調的個人權利相反的道路。

激進的革命者別林斯基、巴枯寧,包括被美國評論家稱為「俄國民粹主義創始人」的赫爾岑等的錯誤更加明顯,因為他們致力傳播的要平等、均貧富的社會主義、群體主義等,為後來列寧的十月革命和斯大林的暴政,鋪設了道路。兩者的思路,沒有本質區別。

例如別林斯基曾主張,「俄國是嬰兒,需要保姆;幼兒頑皮,就要處罰。讓孩子完全自由,會毀了他;給俄國人一部憲法,會毀掉俄國。在我們俄國,自由,只是為所欲為的意思。」

別林斯基甚至明說,必須用暴力把俄國人推向幸福;如果他是沙皇,他會成為一名為正義而奮鬥的暴君。後來列寧、斯大林就是這樣,為了共產主義烏托邦,用槍杆子「把人們趕向天堂」。很多人不情願,於是被監禁、謀殺、拷打,如昆德拉所說,在通往共產天堂的路邊,修建了一座座「古拉格」。

染患「革命激情梅毒」的一代

在別林斯基的戰友中,赫爾岑是最獨特的一位,他曾重視個體自由,察覺到「巴枯寧有一種地道的非人的性質」,俄國知識分子是染患「革命激情梅毒」的一代。但晚年的赫爾岑仍回到斯拉夫主義。

在俄國出生、後在英國任教的以賽亞.伯林在其《俄國思想家》一書中說,「在俄國,赫爾岑幾乎單槍匹馬創造了有系統地鼓動革命的傳統和意識形態,他是革命運動的先驅。」編輯了該書、並寫了導論的英國學者艾莉.凱利(Aileen Kelly)則說,赫爾岑相信「俄國農民的本能,將導致一種比西方和社會主義都優秀的社會主義」。

赫爾岑這句對俄國農民的歌頌,典型地代表了俄羅斯知識分子(無論革新派還是復古派)的整體傾向:對農民的盲目崇拜,把俄國農民視為最純正、最敦厚、最原始(沒被現代意識和西方文化「污染」)的拯救俄羅斯的力量,甚至吹捧成世界的救星(挽救「腐朽沒落」的西方文明)。正是這種對俄國農民的民粹主義的高歌,為後來列寧高舉均貧富大旗的無產階級革命,提供了思想和文化基礎。

所以後來列寧在「紀念赫爾岑」的專文中讚美說,赫爾岑「在俄國革命的准備期起了偉大作用,具有真正的歷史地位。」並承認,共產主義運動的實踐,太多得益於民粹主義。因為前者的群體主義,為後者的極權主義奠定了基礎。

俄國知識分子中的復古派,對別林斯基等左翼極為反感。托爾斯泰把他們稱為「方向錯誤,智力薄弱,而妄圖大成之流」;陀思妥耶夫斯基則說,「赫爾岑的想法和生活模式,幾乎一無是處」。

但復古派開出的藥方,卻是俄羅斯至上的斯拉夫主義,認為只有俄國的東正教才能拯救西方的沒落文明。在普希金銅像落成典禮上,陀思妥耶夫斯基致辭說,普希金代表俄國的民族特征、俄國靈魂、俄國人最有能力實現人類一體的理想;斥責西方資本主義是「壓榨」,西方的自然科學不足取,西方社會根基脆弱,崩潰在即;只有俄羅斯才是最偉大的,「靈魂圓融、精神統一、活力清新」,才能拯救世界。這種種族主義論調,跟後來希特勒的德意志民族最優秀、德國才能拯救世界,沒有本質不同。

索爾仁尼琴是「最邪門的魔鬼」

當時俄國的這兩大派知識分子,互相敵視,但根本點卻很一致,不僅都崇拜農民,認為俄羅斯至上,視平等高於一切,同時都反對西方的工業化和資本主義,甚至拒絕議會制民主,向往社會主義,要建成以農民為代表的強大俄羅斯,以拯救世界。

即使後來親身體驗共產暴政的索爾仁尼琴也完全是這種思路。索氏寫出《古拉格群島》揭露共產鐵幕,並堅定反共。但他開出的藥方,仍是萬變不離斯拉夫、俄羅斯至上。這位狂熱的東正教徒在1973年《致蘇共領導人信》中,痛斥美國民主是「荒唐胡鬧」,西方科技是「罪惡之源」,流行音樂是「污水」,西方文明「陷入絕境」;提出俄國應該「實行比共產主義更為民主的專制政治」。

同樣在俄國出生,後到美國的知名哲學家、暢銷書作家安蘭德(Ayn Rand)痛斥說,索爾仁尼琴「反西方,詆毀西方文明,他是古老的沙文主義回響——斯拉夫主義。」索爾仁尼琴想要的,「是用東正教取代馬克思主義,把俄國拉回到彼得大帝之前的狀態」。「索爾仁尼琴是極權主義的集體主義者」,「從意識形態角度,他比蘇聯的當政者還壞,是我們這個時代最邪門的那種公開魔鬼」,「是個人主義和理性的最大敵人」。

但即使對索氏如此怒斥,1982年去世的安蘭德,也不會想像到,一生致力反共、批判斯大林暴政的索爾仁尼琴,晚年(1994)回到俄國後,竟寫小說歌頌斯大林是「偉人」,因為那個獨裁者曾建立「使整個國家開始向未來奔跑」、與西方抗衡的「強大俄國」。

應不計代價,避免俄國覆轍

以安蘭德在《致新知識分子》中的分類,別林斯基、托爾斯泰、陀思妥耶夫斯基、索爾仁尼琴等,都是誤人子弟、傷人害命的「巫醫」。別林斯基雖然在中國大名鼎鼎,但在西方,按以賽亞伯林的說法,別氏「默默無聞」。不要說對別林斯基,對那個時代的整體俄國知識分子,西方都「乏人留意」。伯林認為,因為俄國知識分子沒有向世界提供什麼價值。只有總結人類教訓時,才會想到陀思妥耶夫斯基筆下的《群魔》。安蘭德甚至對她的出生地痛斥到如此地步:「俄國是一個偶然的文明污水坑(Russia is an accidental cesspool of civilization)。」

今天,中國知識分子想要強國,甚至超美,其根本之路,應是借鑒英美式的重視個人、保護個體權利的思想價值和經驗,也就是信奉古典自由主義,以「個體主義」價值為核心!而最不應該的是效仿斯拉夫至上式的民族主義、群體主義、甚至東正教專制的所謂「俄羅斯道路」。正如艾琳.凱利在伯林的《俄國思想家》導論「復雜的慧見」中所說,「俄國如有任何有益世界的教訓,那就是:世人應不計代價,避免其覆轍」。

2015年6月9日改寫

——原載《第9時代》(http://www.9thtimes.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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