卅年前在台灣一部電影「人生長恨水長東」，敘述瑞典籍醫師 Axel Munthe 傳奇的一生，其中一段給我的印象非常深刻，他在實習時，一位患者病危，業經主治醫師判定無望，任其安詳辭世，但他一股悲憫熱血，不肯輕易放棄生命，逕自搶救，徹夜打針施藥煞費周章，徒讓病人臨死前受盡干擾痛楚，翌晨仍歸不治，因而遭上級醫師教訓了一頓；一九七三年我遊Capri島時，徘徊於他的故居San Michele，那一幕搶命救危，重現腦海，悟出人道的尊嚴與面對死亡的無奈。那種理念與日後的Hospice(安寧死)類似，即是對垂死者多方面照護，避過諸種無謂的急救所帶來的困擾與苦楚，減輕其身心的痛苦，幫助其安排後事，目前世界許多地區已普遍予以接受；Euthanasia(安樂死)可說是「安寧死」的延伸，患了絕症的人，死期雖定但須拖宕時日，如何使其僅餘的人生得到安寧，必要時提早結束痛苦的生命，同屬人道的課題，只因涉及人命的摘除，長年爭議不休，難下定論。

我曾在「老人學」課堂上做過詳盡的研討，「安樂死」牽涉的層次廣而複雜，包括醫學、法律、宗教、倫理、社會、政治、科技、----等，簡單來說，兩個原本互不衝突的原則─珍惜生命、尊重人道，在這裡出現扞格，孰輕？孰重？遂成問題的所在。篇幅所限，只以兩例試述之：(一)絕症─當病入膏肓，藥石罔效，生命註定只剩餘燼時，生命之有無，不如餘生的品質與尊嚴來得重要，所謂「養老勝於長壽」(It is not how old you are, it is how you are old)亦適用於此，而尊嚴與品質的衡量，應以病人的立場為準，Whose life is it anyway
？非可由他人代箸，若餘生痛苦煎熬，生不如死，唯有了斷才得解脫。(二)植物人─當生命只剩軀體的存活，對外界無知覺、無反應時，從正(積極)的方面來看，以人工刻意延續殘缺的體軀，對患者、家屬、社會以至全人類有何助益？從負(消極)的方面來看，患者長期牢困，家屬身、心、時間、金錢透支，社會資源耗費，保住失去了意義的生命，有何價值？若無法律的許可以及醫事人員的協助，有的人不得已自力救濟，自殺了結生命，如跳樓、超量服藥、割腕、或其他方式，落得傷痛恐怖；沒有能力或沒有機會自殺的人，求生不得、求死不得，只好悽慘捱苦至死。生命誠可貴，人道價更高，惻隱之心人皆有之，難道人們忍心袖手旁觀，而不伸手扶一把嗎？

「安樂死」與「安寧死」有同等的必要性，應予合法化，在病家的要求下，醫事人員有責任與義務，提供專業上的協助，幫助病人提早了卻殘生，脫出苦海，無憂無痛，舒坦而去。醫師的天職包括治療疾病、減除傷痛、維護機能、照顧健康、保障生命的品質與延續、----等，不只救治性命一端而已。醫療絕非萬能，當救治已不可能，重點便轉移至減除傷痛及保障品質，一旦品質不保、傷痛延宕，只有死亡得以解脫，這時唯醫師具有專業能力做最妥善的處置，不宜「佔著茅坑不拉屎」而推卸責任，或僵持「救人」不「殺生」的偽君子心態而隔岸觀火。人間世這類「殺生」的事並不罕見，馬受傷不良於行，當場射殺；流浪的狗經機構收容，若無人認養，便置之死地；其他事例，所在多有。誠然，法令之下，難免有濫用或漏洞的情事，可是哪條法律沒有濫用與漏洞？必要時可修正補訂，違者須接受制裁，這點不應是阻力。至於細節方面應由專家斟酌，例如：適用條件如何界定？意識不清時由誰來決定？有了決定，由誰來確認病人不再反悔？由誰來執行？由誰來統籌管理？一旦起糾紛，由誰來裁決？不管如何制定，法律應該容許某些人，在特殊情況之下，有權處置自己的殘生。

一九九六年七月十二日 檀香山

作者周明峰為復健專科醫師 (Emerson M. F. Jou, M.D., M.P.H.)