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引言

為了懷念台灣人的精神，我寫了一篇文章，以成功中學為題。這篇文章使我意外地聯絡上一位失去四十年音訊的初中同學。該篇文章同時獲得一位台北二中（成功中學的前身）的前輩校友，曲直先生的迴響－－－『成功中學的正名』。

曲直先生在文中提到日治時代，第三高女之事跡。這篇文章引起一位日治時代，高女生，老人女士，感觸良深。她撰寫了一篇文稿，題目為『日治時代的高等女學校教育－－－台
灣人的一段可歌可泣的歷史－－－』。

引起老人女士感觸良深的是，曲直先生在文中所說的﹕『由於台灣人社會的名媛碧玉多以報考第三高女為第一志願...』。

老人女士認為這樣的看法是，我們台灣人將自己的歷史篡修隱沒。老人女士在她的大作中這樣說﹕『據我所知，台灣人社會的名媛碧玉的父母（包括台北市在內）多以報考第一高女為第一志願。除非經過考試失敗，不然沒有人會一開始就放棄進入人人嚮往、夢想以求的第一高女。進入第三高女是不得已的辦法。』

老人女士繼續這樣說﹕『其實，第一高女出身的菁英出社會卻不出色，反而第三高女出身的菁英在政治上十分活躍，表現得十分出色的事例也有。但升學的事蹟是一回事，政治的活動又是另外一回事，兩者不能混為一談。歷史就是歷史、事實就是事實，不能也不必將史實曲解抹滅。』

我們都知道，歷史它的最基本要求就是在各種事實的收集。因此，我以歷史的見證，歷久的重演和歷史的教訓，來討論日治時代的台灣人的教育，並說明曲直先生沒有將史實曲解抹滅。

為了寫這篇文章，我特地向家母借來兩本書，作為參考。一本是，台北第三高等女學校，創立八十五週年紀念的『回憶錄』，１９８２年１１月１２日出版。另外一本也是，由第三高女校友聯誼會編印的『回顧九十年』。

二、歷史的見證

我出生於台灣一個特殊的時代。我是完全接受國民黨的中國教養的第一屈。比我大一歲的人，就接受一年的日本教育。雖然在入學前，我和日本孩童一齊遊玩過一段很短的時間，我沒有受過一點點的日本教育。但是，由於家庭環境的關係，我對日本的語言和文化感到興趣。

當談論到日治時代的教育時，我們很容易就提起台灣人受到日本人不平等待遇的事實。但是，同等重要的另一個事實是，我們台灣人拒絕接受日本教育。當時的台灣人堅持要留著長辮作中國人。許多台灣人的家庭，愈是有地位、富有的家庭，都不願意他們的子女接受日本教育。我們被日本人磯笑為『清國奴』。

在一個世紀前，台灣的社會遵行中國封建傳統。台灣良好家庭的子女，除了三寸金蓮外，難得出門，更不要說到學校讀書。但是，我的祖母和她的同學，首次打破了這種中國的封建束縛，到日本學校接受日本教育。她們認為一個人一定要接受教育，既使是異族日本的教育。

日本在甲午戰爭結束後，於明治二十八年（１８９５年）六月十七日，在台北城內正式成立台灣總督府，並於十八日在大稻埕設學務部。總督樺山大將治理政務，以建設台灣教育為基礎，任東京師範學校校長，伊澤修仁為教務部長。但是，當時大稻埕兵馬雜亂，那兒的住民紛紛逃避，難以設校。不得以，學務部於七月十二日移到士林芝山巖開障聖王廟（即惠濟宮）。士林，山青水秀，儒者林立。於是在當地學者人士協助下，召集學者之子弟十名，於同月二十六日開始日語傳習。這就是台灣日本教育之開端。

但是在明治二十九年（１８９６年）一月一日，學務部員，楫取道明、關口長太郎、中島長吉、桂金太郎、井原順之助和平井數馬等六位先生被台灣人殺死，為台灣的教育而犧牲。學務部也因此再回台北成內。

明治三十年，日語學校第一附屬學校創設女子分校，專收女生。校舍借用，陳紅九的大厝，位於士林街東北端（士林火車站西南的一間民屋）。五月二十五日三十七名學生入學。因為就學的學生年齡相差很大，所以分年長和年幼者，甲、乙兩組。五月二十六日開始上課。這就是台灣女子教育的開端。這所分校也就是第三高等女子學校的前身。

於大正八年（１９１９），因為時勢所致，台灣改行日本、台灣共通的教育制度。這所分校也就被升為高等女學校，改稱為『台北州立台北第三高等女學校』。這所台灣歷史最悠久的女學校，卻因當時台北州已有第一和第二高等女學校，只得以第三高女稱之。（待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