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歷史的見證

我的外祖母，本名是張查某。後來，她自己改名為『珠貴』。大家尊稱她為『珠貴先生』。她是第三高女前身，士林附屬學校時代，技藝科第二屈的畢業生。時間是明治四十一年（１９０８）。家祖母，雖然是三寸金蓮，仍然由台北通車到士林唸書。畢業後，她在台北的篷萊公學校，教了二十多年的書，桃李滿天下。當家祖母作為老師時，她以三寸金蓮的小足，到處奔波，作許多家庭訪問，要求家長讓他們的女兒接受日本教育。

當時的台灣，環境衛生雖然比中國好一點，仍然非常落後，瘟疫流行，而且社會治安不好，土匪襲擊搶劫的事不少。我的祖母和她的同學，衝破台灣保留著中國封建的觀念，以三寸金蓮，冒著社會各種危險上學，接受現代日本的教育。她們是台灣婦女接受日本教育的先鋒。在這樣惡劣的環境，加上日本老師的台灣話不流利，需要經過翻譯者來教書，傳授時比手劃腳，我的祖母和她的同學，每個人都專心學習，不捲怠、努力和認真。年長的一班，學習能力強，並要求老師用日語教學。她們的接受日本教育，才真是台灣婦女教育可歌可泣的一頁。

台灣人在日本教育下，環境衛生和社會治安才漸漸走上軌道。台灣人也終於脫離了中國人骯髒的惡習，建立了和日本人一樣喜愛清潔整齊的習慣。家祖母正是這樣教育下的產品。我們時常和祖母開玩笑，稱她為『衛生課長』。她吃東西前，碗筷一定要用熱水燙一下。我們甚至開她的玩笑，說她吃冰淇淋也要用熱水燙一燙才敢吃。

在孩童時代，我時常幫我的祖母跑腿，傳信習。到現在，我還記得一些家祖母要好的同學﹕阿李姨媽、阿螺姨媽、阿美姨媽和紅綢姨媽。她們都是台灣婦女接受日本教育的第一代。

我的母親和她的姊妹們也都受到祖母的影響，進入第三高女。她們和她們的同學己經沒有一點中國人的氣習﹔她們都變成為會講台灣話的日本人了。她們不僅不會漢文，也不會講中國話。她們是台灣婦女接受日本教育的第二代。

我的父親是台北一中畢竟的，很少台灣人中的一位。但是，考上日本人的學校台北一中的榮譽，卻是他一生中最大的秘密。他從來不提起他是一中畢業的。我也是在看到他在一中時的照片，才追問出來的。我曾經這樣問我的父親﹕『為什麼你從來沒有提起過，你是一中畢業的﹖』

『這沒有什麼值得特別提起的。』家父輕描淡寫地回答。

『考上一中不是很值得向人家誇耀﹖』我不太瞭解地再追問下去。

『能有機會接受教育是一件很幸運的事，不是用來向人家誇耀的。』

『那麼你為什麼不去考台灣人的學校台北二中，卻去考日本人的學校，台北一中﹖』我還有許多問題想問。

『那時候，我們去考一中是想要向日本人證明，我們台灣人和日本人一樣地優秀，並不是要向台灣人自己誇耀的。』父親有點表示沒有什麼好再追問下去了。

我也因為父親的這種看法，加上小學老師的影響，我和我的全班同學，包括幾位『外省』同學，一齊考入成功中學。這幾位『外省』同學，也變成了成功中學很少數『外省』的學生。

但是，我的叔叔，我的舅舅，還有我的岳父，他們都是台北二中畢業的。我見證到許多台灣人，都以第一志願進入台灣人響往、夢想的台灣人學校﹕第三高女和台北二中。（待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