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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共台北會談:第三類接觸

──民主與認同的水溝不通

◎ 金恆煒

編者按:最近台北舉行了一次破天荒兩岸政治性會談。大陸由對台官員出席,台灣由學者出席。實際上是中共和台灣本土派(綠營)的一次關於台獨問題的交鋒。結果當然是「雞同鴨講」。

國共交流不稀奇,民共交流才是破天荒一等一的大事。二○一二年歲末的十二月十日、十一日兩天,經過一再延宕,統派團體「兩岸統合學會」終於得以邀請中國國台辦副主任孫亞夫等三十九名「學者」與台灣一○○位藍綠學者,共同參加研討會。重點是,形同寇讎的台灣民進黨與中國共產黨第一次公開且堂皇的對仗,「民共會」宛如「第三類接觸」,不僅具有實質與象徵意涵,會爆出什麼火花,更是媒體關注焦點。

藍綠媒體的仙拚仙

  先看看藍綠兩營如何看待這個「民共會」。以第一天研討會的報導為例,藍營統媒的《聯合報》與《中國時報》幾乎像《人民日報》的台灣版,完全以中國為中心,台灣淪為陪襯。以《聯合報》為例,在所謂的「兩岸版」(十三版)中闢出半版,共四篇報導,中國獨佔三篇,台灣(綠營)只佔一篇,而且壓在右下角,形同搭配。從字數來看,更不成比例;中方用字高達二千二百零二,台灣方面只分配區區三百七十二字,台灣百人,中方僅三分之一強的三九人,篇幅全不合比例原則;不僅沒有達到平衡報導的要求,甚至是輕重倒置。更何況,中方說法百變不離其宗,毫不新鮮,讀者有興趣的端看民進黨怎麼說;《聯合報》在回應讀者「知的權力」上,似乎別有所圖。其次,頭題的大標只突出孫亞夫,曰:〈國台辦副主任(小字,以下大字)孫亞夫:把握「一中主張」連結〉,二條與三條的新聞,其一仍引孫亞夫之言:「和平促統,言過其實」,一引「大陸學者」之言:「別聞政治就色變」,完全像為中國代言。報導綠營的一小則,標題選了負面用語,帶著調侃與戲弄的字句:〈陳明通請對岸民選/被笑「心中有統一」〉,完全忽略陳明通的嚴肅發言內容;其尊其卑,一目了然。至於《中國時報》也不遑多讓。值得注意的是,兩報頭題都以孫亞夫為主,並不奇怪,怪的是全用孫亞夫的「『一中』連結」當主標;兩個不同報刊好像開過共同編輯會議,異口卻同聲;透顯了一色一樣的「統戰思惟」;難怪台灣有人把兩報連在一起,稱為「聯合中國」。

  在台灣舉辦政治性的會談,怪不怪,地主國的台灣,在媒體上竟沒有主場優勢,再說,中國一再放言「台灣是中國一省」,台灣藍媒卻反而站在中方,連中國學者都嘖嘖稱奇。剛好人在台北的北大法學教授賀衛方,十二月十三日接受BBC中文網駐台記者林楠森的訪問:「〔賀衛方〕說他在中國通過互聯網看到台灣一些媒體,很訝異發現其口徑完全像是中國官方傳媒」。不知道當時人在台灣的賀教授,有沒有看到「聯合中國」的在地表演?恐怕不只訝異而已罷。

  不過還好,台灣的最大報《自由時報》就完全是不同面貌。在「政治新聞」的六版,闢出半版多,關於「台北會談」有兩篇報導。頭題大標是〈孫亞夫高談兩岸認同〉,其後小標兩個,一是〈朝野痛批搞統戰〉,另一是〈兩岸統合學會中國國台辦大放厥辭〉;一個邊欄是〈陳明通駁促統言論 中國學者臉色青〉。再配二文,一是訪問政大台史所教授陳翠蓮,反駁孫亞夫言論,另一是訪問民進黨主席,標題是〈台灣是一個國家主張 蘇貞昌:絕不放棄〉。《自由時報》完全站在台灣立場;過去還有《台灣日報》,兩報在台灣也贏得合稱,那就是「自由台灣」,與「聯合中國」恰成為強烈對比。

「去中國化」與「去中華人民共和國化」

  兩天的會談,固然非常混雜,但整理三份報章的報導,基本上每天都有一個攻防的主軸。第一天是「去中國化」的問題,第二天的重點在民主化或說認同的問題。而出席擔任閉幕式致詞的民進黨政策執行長吳釗燮則援引民調對此二問題都做出回應,既強而有力,也很有代表性與針對性。

  第一天挑起論辯戰火的應當出於孫亞夫;他八股官方言論可以略而不談。但他非常有準備的直接攻擊台灣政治、文化、教育領域出現「嚴重的去中國化逆流,造成了十分惡劣的後果」。之所以有此走向,孫亞夫認為是:j受到日本殖民五十年與二二八事件的歷史影響;k再加上兩岸隔閡三十八年;l又實施不同制度,尤其是在「九○年到二○○八這十多年間」推動去中國化,造成兩岸認同極「惡劣」的影響。

  孫亞夫一定不了解台灣歷史,也沒有從事台灣研究,更不必說同情的了解;台灣人其實從沒有「去中國化」,且舉兩部電影為例。一部是「一八九五」,是台灣客家大老也是小說家李喬《情歸大地》改編,敘述甲午戰後,日本接收台灣,客家人起而抗日,結果遭到幾乎屠村的慘遇。一部是描述一九三○年原住民抗日而爆發「霧社事件」的電影「塞德克˙巴萊」。在一九八五與一九三○年之前及之後,台灣人抗日運動從未停止,一直到「請願運動」。至於二二八事變,用小說家郭松棻的話,那是「落伍的國民黨遇到現代化的台灣所造成的悲劇」,他又補充說,現在又是同樣境況。他的論斷很有道理,且舉一例,日治時代的一九三○年,台灣即開始實施全台的地方議員選舉,相反,國民黨一到台灣即實施戒嚴,報禁、黨禁,更不必說選舉了。至於說兩岸隔閡,反問一句,為什麼反共起家的「外省集團」如中國國民黨、新黨等,馬上可以從「反攻大陸」變成「投奔祖國」?可見隔閡不是問題;一定還有更深刻的原因。至於說九○年到二○○八年的十年,正是李登輝與陳水扁兩位總統的執政,也是台灣從戒嚴走上民主的光榮發展;台灣終於進入「第三波民主」行列。所以要問的是,「中國化」與「民主化」之間是不是發生了不相容的牴觸。

  現場回應孫亞夫挑戰的,是擔任民進黨政府陸委會主委的陳明通,政黨再輪替後,他回到台大任教。他的回答,簡單的說,認為台灣不是「去中國化」,而是「去中華人民共和國化」,理由是,他認為中國只想強化「中國認同」,但是台灣的中國認同持續下降,原因是中華人民共和國想要壟斷「中國」代表權,台灣人覺得認同中國划不來,自然無法接受云云。不知道這是代表他的理念如此,還是律師式的辯論技巧,目的只在壓倒對手?因為這句話形同用尖刀刺向中共的心臓,尖銳是尖銳,卻沒有觸及「深層結構」――這是哈佛大學中國思想史教授史華慈(B· Schwartz)討論中國政治走不出王權所用的名詞。換句話說,中國能不能走出二千年的「深層結構」而開出民主?這才是民主在台灣要不要「去中國化」的主因。「民主化」必然導至「去中國化」、「去中國國民黨化」及「去中國共產黨化」。不覺想起殷海光為《自由中國》最後一期所寫社論題目:「大江東去擋不住」,完全可以做為反映。

  陳明通如此不給面子的痛詆,想不到沒有人正面印迎擊,中國全國台灣研究會副會長周永懷竟用戲謔語句打發說,陳只是「去中國共產黨化」,證明他「心中有中國」;統戰到這樣入骨,叫人看不起。

民主與所謂「中國式民主」

  民主的問題,正是次(十二日)的主要爭議點之一,再加上國家認同的討論,果然挑動中國來客的敏感神經。吳釗燮先發言,指出,今年(二○一二)初馬英九勝選後,傳出國台辦大開香檳慶祝,但台灣民意卻與中國期待方向背道而馳。他擧出政大選舉中心最新民調顯示,台灣人民認同自己是「台灣人」比率,創歷史新高,達五十三˙七%,認為自己是「中國人」反而下滑至三˙一%的新低點;TVBS民調也顯示,支持台灣獨立的達六成多,贊成統一的只有十六至十七%。另一分民調更顯示,高達六十七%台灣人認為兩岸「一邊一國」,認為「兩岸一國」,只有二˙九%。從吳教授的諸民調看來,台灣意識在馬英九執政後比在陳水扁任內還高,才是值得注意的地方。吳釗燮的發言是不是針對前一天孫亞夫的質問?有可能是。接下來民進黨智庫副執行長游盈隆(也是東吳大學政治系教授)接下吳釗燮話頭,他說,中國若想增加台灣民眾的認同感,用金錢、武力「霸王硬上弓」,反會加深台灣的「不認同感」,他建議有六件事可以先做,分別是:釋放異議人士劉曉波和劉霞、平反「六四」、建立兩岸人權對話機制、宣佈終止兩岸敵對狀態、撤除一千六百枚飛彈以及放棄以武力解決兩岸爭議。吳釗燮用民調數字的理性分析,當然讓中會者臉上很掛不住,卻也不能疾言厲色回擊,但游盈隆的「六點」雖以「認同」當幌子,涉及的核心問題是民主體制,形同捅了馬蜂窩,馬上有激烈的回應。所以第二天的焦點就在「認同」與「民主」上打轉;台灣學者都強調兩岸認同卡在中國政治體制不民主。

  先談「游六點」。南開大學台灣經濟所所長曹永衡語帶激動的說:「這太強人所難了!」上海台研所副所長倪永杰到底來自上海,比曹永衡世故圓滑多了,他說,劉曉波是法律問題,平反六四會影響「大陸」穩定,台灣應不會樂見,至於大陸軍事部署也非針對台灣,反而有助台灣安全保障。然而「強人所難」才是中共最誠實的回答,答案就是全做不到。

  做不到的原因,就是出於體制的不民主上。中方如何辯護民主問題,才能看出「問題性」來:

  第一類是表示不能追求西方民主。曹永衡率直的認為,若追求「西方式民主,恐怕會變成另一個俄羅斯和菲律賓。」中國社科院台研所所長余克禮表示,大陸不是不喜歡民主,「共產黨就是靠民主人權起家的」,但國家社會穩定發展很重要,世界各國選舉方式都不同,西方及台灣民主也有不完善地方。孫亞夫在閉幕致詞時也表示,今後五年「將堅定走中國特色道路,不會照抄西方模式」。

  第二類就是強調中國有中國式的所謂「民主」。孫亞夫說,「人民民主也是社會主義的生命,中國特色民主道路,應該會得到多數人民支持。」余克禮也說,不能認為大陸選舉方式與制度不同,就不是民主。

  余克禮所說,中共靠民主與人權起家,倒非虛言。這裡且只談民主。毛澤東用民主壓蔣介石,一九三二年八月二十五日針對國民黨二中全會寫了一封信,建議建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並經過普選權選出來的國會,成立「中華民主共和國」。毛得到天下後,取消「民主」,讓位給「人民」,遂而產生「人民民主」怪胎。中國一再強調不學西方的民主,又強調「中國特色的民主」,又說,中國的選舉方式、制度與西方不同,不能說不民主。

  首先,民主是西方產物,中國與中國文化從來就沒有民主可言,要談民主,只有學步西方之一途。許多大中國主義者常拿「禪讓」當中國有民主的樣板,禪讓是民主嗎?讀讀韓非的〈五蠢〉罷:「古之讓天下者,是去監門之養而離臣虜之勞也。」(意思是當酋長的要吃苦耐勞,誰也不想幹。)所以韓非認為這種讓天下沒有什麼值得稱讚的。再看今典。胡錦濤裸退,是不是禪讓? 是,但是不是民主?不是。民主不是用幾個名詞就可以裝點,經過各國民主學者積久的研究,也是有公式可循的。美國耶魯大學政治學教授道爾(Robert Dahl)就列出五個標準,來證成民主過程:首先是「有效的參與」(就是有同等、有效機會參予政策的建構,簡單說,就是可以組政黨);其次就是「投票的平等」;再來是「充分的知情」(訊息透明化,就是新聞自由);最重要是「議程的最終控制」(議程如何進行、內容如何,不能掌握少數人手中。中國十八大就是反面教材);最後是「成年人的公民資格」。

  中國要談民主,可以;談中國式的民主,也可以,先要看合不合上列五個標準!恐怕一個標準也達不到!

  「民共會」的結論,中國清大法學院院長王振民一句話可做總結:「對民進黨很失望!」

中共的哈姆雷特的選擇

  最後,可以談談中國中常委、中紀委書記王岐山大力推讀的《舊制度與大革命》〈一八六五年法國歷史學家托克維爾作品〉。二○一○年十一月二十日,我在劉曉波被胡錦濤壓入大牢時,寫了短文,特別提到托氏此書。這本書對中國最重要的現實意義,是托氏的短短這段話:「革命的發生並非總因為人們的處境愈來愈壞,對一個壞政府來說,最危險的時刻通常就是開始改革的時刻。」我是看到中國前總理溫家寶在CNN公開表白,要「推動政治改革,風雨不倒、至死方休」的感觸。想到劉曉波為爭取民主而入獄,再看到溫家寶的表演,遂問了一個問題:「劉曉波的得獎會不會是壓倒中共政權那一根稻草?」明顯中國正處托克維爾刻劃的「向上提昇還是向下沈淪」的關鍵時刻;王岐山或是看到了,預感了這個險峻的挑戰的來臨。中國要一邊改革、一邊壓制革命?還是自行政改,以免革命?對中共而言,這到底是不是哈姆雷特式的選擇?不過以中共那麼怕民主的黨性以及拿中國文化的和諧當麻醉劑來看,只能像鄧小平那樣,「摸著石頭過河」罷。〈http://wenichin.blogspot.tw/

〈原刋於香港《開放》雜誌,二○一三年一月號

金恆煒專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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