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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點滴當大海
--評龍應台《大江大海 一九四九》

◎ 金恆煒

金恆煒按:
龍應台又成為新聞焦點人物。我先後有兩文評龍應台的《大江大海一九四九》,○九年十二月應陳師孟兄之邀,為綠色逗陣網站所寫。一○年再寫一篇,發表於香港《開放》三月號。現在將兩文加以增刪,都為一篇。

勇者用行動滿足權力意志, 
弱者沒有行動,只有用虛構來滿足。

——尼采(《道德系譜學》)

龍應台零九年轟轟烈烈推出的《大江大海一九四九》,據說是暢銷書。做為暢銷書作者的龍應台,自有一套引領風騷的媚俗本領,正如昆德拉所說的kitch;這本書果然非常龍應台。這是怎樣的書?龍應台在扉頁上有一段「前言」,末句是「我,以身為『失敗者』的下一代為榮。」一九四九的「失敗者」,當然指的是隨蔣介石敗亡台灣的「外省人」;「失敗者」的第二代當然就是在台灣的「外省人第二代」。號稱「跨民族、跨國界、跨海峽」,事實上龍應台只用「外省人」及中國國民黨或蔣介石觀點來涵蓋一九四九,完全走不出「外省人」及國民黨意識形態的樊籠。身為「外省人」的國民黨第二代,高調跨這個、跨那個,其實是框框裡的取樣,完全刻劃不出一九四九的全豹;那些「外省權貴/統治階層」的視野從來不及於台灣,既不了解台灣,也不關心台灣,更不必說一九四九年之前及之後走過的血淚史。重點是,歷史詮釋不能只是一孔之見,究其實,這只是龍應台的一九四九,如此而已。

意欲建構一九四九年大歴史

  打出「大江大海」這麼鏗鏘、這麼中國標題的書,偷渡的是龍應台的自傳,或者說是「前傳」。龍應台追尋她父母因為國共內戰而舉家南逃的經歷,書的〈前言〉第一句是「他們曾經意氣風發、年華正茂」,末句是「我以身為『失敗者』的第二代為榮」,龍應台「追問的是我的父母究竟是什麼來歷」。(頁十四)但真正隱藏的重大問題性卻在:為什麼一九四九的這段歷史,使活在這當時的那一代及下一代,眾裡尋他千百度,最後只剩下「半截山水」?(頁十六)對蔣介石、對國民黨而言,這是不能掀開的醜史!這一事實不正突顯蔣介石潰亡台灣、「失敗者」統治台灣的荒謬及可怕之所在。

  胡適之鼓勵人人寫自傳,「給史家做材料,給文學開生路」,(《四十自述》)龍應台的這部「自傳」,野心可大多了,不是要給史家「做材料」,龍應台是要自己建構一九四九的大歷史。可惜的是,龍應台的父親在四九年時只是小小憲兵連長,不只沒辦法掌握歷史發展的命運之舵,也不是歷史舞台的主角,處於邊緣的邊緣,以她父親(槐生)與母親(美君)的經歷,建構不了一九四九。套用社會史家陶希聖的說法,個人只是「潮流中的點滴」,然而陶認為可以「從點滴看潮流」,也可以「從潮流看點滴」,(見陶著自傳《潮流與點滴》〈序〉)但是龍應台不甘只居「潮流」中的「小點滴」地位,她努力所在,就是把點滴當潮流、當大海,從而達到「我即歷史」、「歷史即我」的效果;龍應台書寫的大策略在此。這就是為什麼全書用了比「自傳」多很多的篇幅去訪問、去比附,以填充一己歷史的空白!

  已去世的演員尤勃連納(Yui Brynner)一生主演舞台劇「國王與我」達五十三年之久,共演出四千六百二十五次之多,難怪有人說他已經從"The King and I"變成"I am the King"。這個軼聞拿來做龍應台《大江大海一九四九》的比喻,一點也不過分。龍應台正是企圖把自我無限放大的投射在歷史之中,佔滿歷史,所以才會寫出「向所有被時代踐踏、污辱、傷害的人致敬」的句子;好像「時代」是抽象存在,也好像龍應台一人已與於「時代」平起平坐。

同是寫母親與雷震大不同

  不必如經濟學家Galbraith般稱揚「馬克思本身就是歷史」,即使陶希聖這樣視自己為「點滴」的,至少在汪精衛政府中,他與高宗武炮製的所謂「高陶事件」已足足成為歷史的一頁;就此而言陶希聖不必刻意追尋、爬梳,他的娓娓道來,就成歷史。其實更值得拿來當參考架構的是雷震劫餘所寫的回憶錄《我的母親》(續篇),雷震是一九四九大事件的當事人,國共談判的要角,更是下開台灣民主進程的先導。雷震這個外省人與龍應台這個外省人多麼不同!

  有趣的是,雷震與龍應台的書都是以母親為切入點。龍應台的《一九四九》是獻給母親與父親,全書就是從母親的逃難開始。雷震的回憶錄取名《我的母親》(續篇)卻沒有一字涉及父母;只在文首序言表示,他遵守母親諄諄教誨,「為人處事須有是非,不畏強暴,不屈不撓」,他「都一一做到」,接下來他說:「不幸得很,流亡來台之後,為主持『自由中國』半月刊和組織反對黨中國民主黨而坐了十年軍人監獄。…這裏面我沒有一點錯。茲將經過情形稟陳,伏祈在天之靈鋻詧。」所以雷震獻給母親的書,就是記述從事《自由中國》到組黨到被捕下獄的過程。雷震平舖直述他的後半生正是為那一段歷史留下紀錄,不容青史成灰!雷震不必祭出任何驚人的形容詞,不必刻意挑選入傳的人物,更不必虛構場景,他書中所有出現的人與事,都是歷史上活生生的見證。

  龍應台則不然,龍應台非要用文學的手法,製造戲劇性的衝突,才能夠把散在千里之外無關涉的人株連在一起,然後用虛構情節以製造事件的「在場」。一開篇第一句,介紹她母親出場:「美君是在一九四九年一月離開淳安古城的,大概就在『太平論』沈沒之後沒有多久。」馬上就把女主角與歷史事件剪在一起。這形同「定場詩」。最早虛構登場的場景,是香港科大校長朱經武的父親朱甘亭上尉與龍父槐生。一九四九年五月,朱甘亭押解空軍後勤黃金上船,經過天河機場時,被駐守的憲兵隊攔下;而龍應台的父親當時[據說]正是衛戌天河機場。於是龍應台質問朱經武說:「什麼?」「你是在講,我爸爸搶了你爸爸一箱黃金?」(頁四二)於是風馬牛不相干的兩個人,在龍應台筆下就撞在一起。這不是孤例,隨手翻閱,這種手法到處充斥,多不可勝數,引不勝引。如頁四五中,龍應台留在中國的哥哥「每次火車…經過龍家院,…我看到任何短頭髮燙得捲捲的女人,都以為是我媽…我永遠追不上」,甚至在頁五二中還拉出大作家沈從文,說:「沈從文這個湖南孩子比槐生[龍父]大十七歲」。頁六○中,「六十年後,當我讀到到前輩作家王鼎鈞的自傳《關山奪路》時,我才能想像,喔!『那一天』,在『衡山火車站』,槐生大概『看見了聽見了』什麼。」(按:雙引號為筆者所加)龍槐生和王鼎鈞的唯一巧合,是兩人都聽了憲兵招生講話,然後決定從軍。問題是,時間差了十幾年,槐生是一九三四年在衡山火車站,王鼎鈞則是一九四五年(場所不知):時間不同、時代背景不同、軍需不同、年齡不同,竟也能自由聯想的勾連在一起。只能用一個字「神」來形容。那麼,「八百壯士」倖存的李維恂「很可能」和到新幾內亞的日本兵田村「在帛琉海面上曾經比肩並進」,(頁三二○)也就不足為奇了。不止,不止,連朱熹、張栻也可以黏得上。

  最神奇的是,兩位卑南族人陳清山、吳阿吉在國共內戰的播弄下,站在敵對的陣營。龍應台同時訪問兩人,照例玩老把戲。問「打國軍」的陳清山說他「回頭打國軍,…吳阿吉還在國軍裡頭」,「你們兩個繼續打仗,只是在敵對陣營裡,一直到阿吉也被俘虜。」在龍誘導下,陳清山果然入殼:「我把他俘虜了。」「那個時候阿吉可能真的在裡面。」(頁二五四)一家人分處兩個戰鬥陣營,槍戰不已的現象,在越南內戰時屢見不鮮。美國電視主持人波登(Anthony Bourdain)刻意訪問經歷此種情境同一家人的兩位越南人,他們說當下拿槍就開,根本不知道打什失麼人。這才是實情實況。

  至於時人,更是不可勝數,她所認識的名人都入了選,包括馬英九的母親秦厚修。(頁一一六)事實上,馬英九的父親馬鶴凌在中共「解放」戰爭勝利後,就演出「首鼠兩端」的「跳船」大戲。(見本人專欄〈逃罷,中國人!逃罷,馬英九!〉)馬鶴凌一家在四九年春夏之間原已逃到台灣,十月馬鶴凌隻身潛返中國,隨後,秦厚修攜女以「照顧母親」為名,舉家赴澳門,馬鶴凌從中國轉赴澳門,全家彈冠相慶!五○年韓戰爆發、美國協防台灣,台灣安枕無憂之後,馬鶴凌才帶眷二度入台;難怪馬鶴凌「被志節堅定之忠貞同志疑為心有二志」。(詳見 習賢德,〈馬鶴凌、馬英九父子與革命實踐研究院〉,載《傳記文學》第八十八九第六卷)這才是一九四九危如累卵的台灣最真實的一冪。龍應台訪問了秦厚修,完全跳過馬家從中國到台灣的那段,直接從「秦厚修是從澳門上岸」,於焉開始她們的一九四九,好像馬家大逃亡的首站是澳門;馬英九的說謊已然內化,原來得自庭訓?。如果連馬英九家這樣戲劇性的懸宕情節都沒有做好功課,都不知道,任受訪者擺佈,那麼龍應台「對很多很多人做了口述,每一次口述都長達幾個小時」,(〈後記〉) 有什麼用呢,又有什麼證據力來支撐她的煌煌鉅作?

失敗者第二代 的教訓在那裡

  龍應台把「外省人」重新包裝、重新定義,她同樣用「挪用」手法,把一九四六年德國戰敗後被波蘭等國驅逐回德國的難民,刻意為他們安了「外省人」的名號。書中寫道:「一九四六年十月…九百五十萬個難民湧進了德國,…,到了一九四九年,已經有一千兩百萬難民幾乎佔了總人口百分之二十。也就是說,街上走過來的第五個人,就是一個『外省人』」。為何算到「一九四九年」?當然是良苦用心下的深文周納;於是她的一九四九就無所不包了。這是第七十六頁的記載。在下一章的七十八頁中,又寫道:「在劉安祺將軍的指揮下,青島撤出十萬國軍和眷屬,六十年後,到高雄小港機場搭飛機的人…他會發現,機場附近有青島里、山東里、濟南里」。要問的是,從波蘭回到德國的「外省人」流離失所,「住在大雜院」、「被在地同學們取笑」、「父母總是跟一撮波蘭來的潦倒同鄉們在便宜酒館喝酒」,(同頁七十六)強烈對比的是,從青島「撤退」到高雄的「外省人」,卻能夠把高雄劃地成「青島里」、「山東里」、「濟南里」,德國的「外省人」如何能夠和台灣的「外省人」一樣「可憐」!當然不同,「外省人第一代」的「偉大領袖」蔣介石帶著軍隊敗竄台灣;注意,蔣已經下野成一介平民,倉皇辭廟,真說潦倒也是大軍壓境下的「潦倒」,受害的是台灣人;蔣用武力把台灣變成「遷佔國家」(settler state),「復行視事」、祭出戎嚴法、實施黨禁報禁,終兩蔣兩代的法西斯統治,福爾摩沙成為恐怖之島。一九四九年後的台灣正是少數「外省人」君臨、凌虐台灣;被賤視、被剝奪身份、被取消語言、被打壓、被統治的,不是「外省人」,而是「本地/省人」,與湧進德國的九百五十萬個難民如何比附?「外首人第二代」的馬英九們正是白色恐怖的共犯。問題是,他們要以什麼為榮耀?向誰誇示「榮耀」?龍應台在 扉頁的「前言」上,記述一九四九來台的「那一代」:「…他們那一代承受了,戰爭重壓…/他們在跌倒流血的地方重新低頭播種,/我們這一代,得以在和平中,天真而開闊的長大。」讀讀雷震這些人的回憶錄罷。「跌倒流血的地方」,「跌倒」依然,倒的不是「他們」;「流血」依然,只是不再是「他們的血」。一九四九就那麼簡單,歷史事實就那麼簡單。

   如實的描述事實像雷震,雖沒有龍應台的彩筆,卻能震撼歷史,創造歷史;這還不是重點。重點是,雷震全力推動言論自由,推動反對黨運動,推動台灣民主化,極力要超脫的,就是龍應台歌之舞之足之蹈之的蔣家歷史。雷震決心退出蔣介石利益集團的那一刻,台灣才開始出現真正的歷史與政治進程。龍應台〈前言〉中高唱:「我們這一代,得以在和平中,天真而開闊地長大」時,雷震以及許多前仆後繼的民主鬥士,不是以身殉,就是關在綠島唱「綠島小夜曲」。「和平」以及「開闊」恐怕不是雷震以及雷震第二代所能奢望的,更不是「外省人」及「外省第二代」創發出的。事實剛剛相反,所謂「外省人」或「外省第二代」從建構反攻大陸的神話,「轉進」到「中華民族」的神話,就是為了維護「外省集團」的權力壟斷。

  龍應台引為驕傲的所謂「失敗者的第二代」,真的從「失敗」中得到教訓?真的知道「值得追求的價值」是什麼?去(o九)年諾貝爾化學獎得主錢學森的姪兒錢永健十二月到中央研究院演講,他接受記者訪問強調他是美國公民,從小就不想當中國人,不吃中國菜,不學中國話,原因呢?「血統出身不能決定一個人的身份,一個成功的科學家必出於開放的社會,多元包容的價值才是關鍵」。永遠抱著「失敗者的第二代」/「外省人第二代」的神主牌,只有國族,卻坐視封閉社會的可怕而不敢問,甚而卑躬匐匍於下,恐怕還是在「黑盒子」中爬不出來。龍應台書前的獻辭:「向所有被時代踐踏、污辱、傷害的人 致敬」,用的還是「一鍋煮」的伎倆;歷史成為平面而且橫遭扭曲,只剩下廉價的筆墨。債沒有主、冤沒有頭,誰遭踐踏、誰污辱、誰遭傷害,誰又向誰「致敬」,又「致」什麼「敬」!?

  自傳或傳記,可以是系統性的做假;有人用「宗譜學特權」來形容!信然。

(作者金恆煒為政治評論者http://wenichin.blogspot.tw/

2013-1-23

金恆煒專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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