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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媒體的結構性分析

--以《聯合報》與《中國時報》為例

◎ 金恆煒

金恆煒按:本文原刋於《當代》第二二八期,二○○六年八月號。現略加增益,重新發表於此。此文所探索的戒嚴時期媒體生態,到今天還陰魂不散,甚而變本加厲。港資、中資進入T台、進入旺中,台灣媒體從藍色時代衍變成紅色時代。

省籍+黨籍=黨國媒體

從各種民調來看,台灣人民公認當下的兩個政治性「亂源」,一是國會,一是媒體。根據「改造國會行動聯盟」的〈宣言〉所示:

台灣的國會亂象,每天透過文字、螢幕向國人證明,這樣子惡質的國會已到了癌症末期,再不開刀,將拖著台灣一步一步走向滅亡。根據歷年民調來看,一九九九年不滿意立院的民意已經達到百分之四十六,滿意的也只有百分之三十五,到了政黨輪替之後的二○○一年,民眾對立院不滿的竟超過三分之二,也就是百分之六十五,滿意的只剩百分之十九,數字不只是會說話,數字也做出了批判。(註一)

重要的訊息是,民眾對立院的不信任度,從一九九九年的百分之四十六,到二○○一年躍升到百分之六十五,而信任度從百分之三十五,直落到百分之十九;國會之不受信任,關鍵就在「政黨輪替」後佔據國會的藍營極杯葛之能事的結果。至於媒體,依政大教授林元輝的文章所提出的台灣各媒體資料,(註二)看出民眾對媒體信任度的大跌。媒體與立院為何會隨政黨輪替而惡質化?正顯示出兩者間的互為唇齒的因果關係。

國會與媒體都是中國國民黨統治台灣五十年積累下的餘緒,是「黨國體制」下的產物,所以要探究媒體生態,非得溯源黨國體制不可。
「黨國體制」的內在結構,有兩個不可或缺的因素;一是族群屬性;一是黨籍。國民黨在台灣推動「全國皆黨」運動,以此建立少數外省族群的統治基礎;媒體自不能逃出黨的掌握。但媒體只報導「他者」,絕少進行內部反省,可看到的資料不多。《中國時報》記者陳婉真一九七八年要參加第六屆省議員選舉,受到「黨內壓力」,當時的老闆余紀忠意圖派她出國來解決問題。陳婉真留下紀錄:

那時,我心存僥倖,以為只要在競選前回國,照樣可參加競選。我告訴採訪主任周天瑞,打算把黨證退還給黨部,因為我對這個黨很失望;而且新聞記者基於公正報導的職責,也不宜有黨派觀念。周先生卻以不要讓黨難堪為由,勸阻了我。(註三)

連採訪主任都身兼黨的代表,可見報社與黨的關係,一如「利之於刀」;甚至可以推測,報社內部也有黨組織,或許也開「小組會議」,於是「為民喉舌」就成為「為黨喉舌」了。採訪主任如此,總編輯當然非黨員不可,「外省+黨員」成為報社「高幹」的必要條件。《中時》唯一任用過的「黨外」總編輯常勝君,籍屬社民黨,任內發生政治事件,蔣經國找《中時》創辦人余紀忠去問話,闢頭就問:「他是不是黨員?」當勝君因此下台,鬱鬱而終。

「戒嚴法」下造就「兩大報」的坐大

台灣戒嚴時期只造就「兩大報」,一是《中國時報》,一是《聯合報》。兩報可以說獨步當年媒體界,其關鍵就在「戒嚴法」上。國民黨政府並未正式用「報禁」之名,援引的是〈出版法〉施行細則與〈戰時新聞紙節約辦法〉,以此限制登記,也限制總張的使用。因此,所謂民營報紙的「兩大報」遂而與「黨」成為――說得好聽――「利益共同體」,說得難聽是「共犯結構」;在此形勢下,兩大報的老闆遂而晉身為國民黨中常委,也就不足為奇了。黨掌握了中常委,也就掌握了「兩大報」,「兩大報」因為戒嚴法而享有寡頭壟斷,形成媒體帝國,日進斗金,比做什麼生意都強,而且有錢有勢。故而從媒體生態可看國民黨的媒體政策,推而廣之,就是呈現「黨國體制」的本質。
「黨國體制」的真正核心在「外省族群」,黨、政、軍、特、司法與媒體,基本上掌控在一九四九年到台灣的外省人手中。國民黨是「外省族群黨」,可以另文分疏。(註五)做為「意識形態黨國機器」,台灣媒體進用外省人,也不足奇。以「兩大報」而言的媒體成員,率由外省人構成,台灣人――不論閩客――都是少數,即使才華出眾如司馬文武(江春男)在《中國時報》 都不可能受到重用,最後只能被迫離開之一途。財經記者盧世祥是聯經集團的唯一出任總編輯的台灣人,也在解嚴之後的九一年。從解嚴到二○○一年,《聯合報》外省人與本省人之比是八○比二○,《中國時報》則是六五˙六比三四˙四。(註六)更重要的是,兩蔣時代本省人不能染指媒體,台灣人可以做生意但不能經營媒體。(註七)

「政黨輪替」後媒體改彈「藍調」

  了解「黨國體制」的媒體策略,才能夠檢討二○○○年政黨輪替之後,台灣媒體為什麼會成為「亂源」。其實,媒體暴露「黨國」本色,並非在陳水扁當政之後,只是於今為烈。李登輝繼承蔣經國為總統,同時取得黨主席的位置,經歷了嚴酷的鬥爭,不只在中常會中的黨主席提名上,更是一九九○年「主流」、「非主流」的鬥爭上,這是黨國排除台灣人主席李登輝的慘烈鬥爭,而媒體成為非主流的作戰中心。《聯合報》出身,彼時擔任採訪主任的周玉蔻,事後在《李登輝的一千天》明確揭露出此一內幕。

該報(按,指《聯合報》)政治記者中有人透露,二月政爭,很多報導不是出自他們之手,另有人主寫,當時不少內幕新聞,記者們也都是看了報紙才知道。(註八)

周玉蔻就是當年的採訪主任,所以她是事件當事人,不過藉「政治記者中有人」來還原真相。可見王惕吾把《聯合報》當成非主流的「戰報」,難怪新聞界轟傳王惕吾親口說,就算把《聯合報》辦成只給外省人看的報紙又如可的話,看來不假。
《聯合報》與《中國時報》在戒嚴時期是競爭報,無所不用其極的互相争搶百萬大報的地位,而王惕吾與余紀忠又都是中常委;余紀忠以「自由派」當號召,而王惕吾則屬「保守派」,究其實,不過是國民黨內王昇系與李煥系的兩條路線在媒體的代表。這一段公案,目前少有人着墨,先點出問題,以待來茲。
解嚴後,《聯合》與《中時》優勢不再。面對激烈的競爭,到二○○六年「兩大報」已讓位給《自由時報》與《蘋果日報》,《聯合報》與《中國時報》衰退為「兩小報」,兩報報份不堪聞問了。(註九)有趣的是,過去儼成「敵國」的「兩大報」,現在卻有「聯手」之勢,也就是進行「沒有策略的策略連盟」,互為奧援,共同對抗本土政權。
李登輝執政的十二年中,《聯合》與《中時》結成的「非主流」連線共同「反李」。二○○○年三月二十四日《聯合報》頭版頭題刊出李總統夫人曾文惠挾帶美金出境,(註十)而且連續用「社論」討伐,事後證實這是謝啟大炮製出來的鬥爭奧步,以此抹黑台灣人總統。僅此一端,就足以知道《聯合報》之「反李」已到無所不為的反理性地步。「兩大報」沆瀣一氣,等到政黨輪替,共同推動「罷免案」,不只是放棄媒體「平衡報導」的天職,甚而搖身一變,站在藍營立場,展現「黨的喉舌」之本色,寖寖然回復到戒嚴時期的角色。根據新聞學者的分析:

《中國時報》、《聯合報》與國民黨關係深遠,即使國民黨已下台,兩報對民進黨與陳水扁顯然仍然充滿高度不信任感。(註十一)

陳總統甫上任不到半年,藍營選輸不甘,非要罷免將之拉下台,宋楚瑜陣營甚至喊出「二輪投票」。「兩大報」不惜為藍軍助陣,連自家做的民調都置之不顧,陷入瘋狂的「罷扁」之中:

兩報顯然無法解釋那些刊登在同一時間其他版面,由報社自行進行的民調數字與前述新聞之間的差距。…《中國時報》的民調顯示反對罷免總統的比約為六成,…與兩報輿論氛圍之天差地別明顯可見。(註十二)

二○○○年就要罷免陳總統,未果。到二○○四年大選選完,在一對一競選下,連宋再敗,於是「七日政變」而「兩顆子彈」而「做票總統」,到二○○六年再度提出罷免,「兩大報」與藍營之亦步亦趨,若合符節。國民黨「黨國體制」下建構的「兩大報」,果然不負兩蔣的提拔。

「一個報紙怎麼會變成這樣呢?」

「兩大報」寧願成為藍營的「中央日報」,銷售量直直落,卻不見得能打醒《聯合報》的主事者。《聯合報》的內部刋物《聯合系刊》,在二○○六年二月號刊出了「雲門舞集」創辦人林懷民接受社長王文杉的訪問。林懷民闢頭就說:「我希望《聯合報》不要那麼藍!」(註十三)林懷民說:

你做一個藍色機關報的話,大快人心,像俱樂部一樣就算了…,但從頭版一直延伸到三、四版,一個tone(基調)這樣下去,我不必看就知道立場,…一個報紙怎麼會變這樣呢?(註十四)

林懷民一刀見血的點出《聯合報》的問題,同時也點出《中國時報》的問題。尤其《中國時報》,一反過去撻伐國民黨黨產的言論,甚至「買」下國民黨的「五中」,(按,五個以「中國」為名的媒體,包括中視、中影、中廣…等。)卻一毛錢也不付,結果白白拿了「中視」,難怪有人質疑「《中時》白吃「中視」,拿什麼還?」(註十五)只要看看「兩大報」大炒特炒有關陳總統女婿趙建銘的「台開案」,背後的作手竟是自家媒體。

兩大報之一的總編輯親自打電話給記者寫特稿,不管記者如何拒絕和解釋,就要(按,原文如此)強調檢調單位偵辦此案畫有底限,不得已記者勉強交稿,總編輯辦案,再創佳話。(註十六)

此文的作者嚴家同慨乎其言的說:「總編輯甘為老闆意志的執行者,下面的記者就更像一顆顆棋子了。」如嚴家同這樣的記者,用法國社會學家波笛爾(Pierre Bourdieu)的話來形容最貼切了:「一般來說,大家不喜歡被當成對象,被客體化,記者更是如此。」(註十七)波笛爾接著說:「參與〔媒體〕其中的,既是操縱者,也是被操縱者;常常越被人操縱,而且越是無意識於此,反而越能當一個好的操縱者……〔結果〕個人的腐敗會掩蓋結構性的腐敗。」(註十八)波笛爾的警訊,不只是對「過去式有效,何嘗不是對「現在式」與「將來式」有效?
台灣媒體在國民黨操控之下,已成為「結構性的腐敗」。「兩大報」創辦人及其接班人,再加上總編輯、總主筆們,已原形畢露;即使戒嚴時代表現出「自由派」架勢的《中國時報》,更證成是李煥式的「自由派」了;等到「政黨輪替」就產生了「返祖現象」。真要詮釋,或許可以拿美國左派刋物《黨派雜誌》(Partison Review)的現象當例子。《黨派雜誌》創辦人William Phillips等人批判共產黨,而與美國共產黨總部愈走愈遠,最後分道揚鑣。有人說《黨派雜誌》諸君子是先讀了Jefferson,後來才接觸到馬克思,是先有了自己的想法,然後進入馬克思;一旦思想發生衝突時,就回到原來觀點。這樣的對比,還是從「觀念」/「理念」出發,還沒有討論這些「親中」媒體背後「大中國」與「外省集團」的意識形態與利益的的問題,也沒有是討論是否涉及中資呢。
發掘台灣媒體的結構性問題,才能夠真正把握今天媒體――尤其「兩大報」――為什麼「逢李必反」、「逢扁必反」,為什麼痛恨「本土政黨」、痛恨「本土思惟」,為什麼赤裸裸與國民黨同一陣線的內在因素,也才知道台灣媒體之成為「亂源」的必然性。

(註 一):〈國會改造宣言〉,《當代》第一七一期,二○○一年十一月一日,頁五六一五七。
(註 二):林元輝〈從「舔耳案」看媒體與司法〉(註二),《當代》第二二八期,二○○六年八月一日,頁三三。
(註 三):陳婉真,〈記者生涯原是夢〉,收入《一切為中國》,頁三十三,一九七八年九月出版,無出版公司。
(註 四):孔行庸,〈台灣的新聞自由〉,香港《明報月刊》第十三卷第三期,一九八三年三月。(按,這是戒嚴時,本人的化名作品。當時身為《中國時報》「人間」副刊主編,却只能匿名寫作,可見當年文網之可怕。)
(註 五):金恒煒發言,《族群與文化發展會議大會實錄》,頁一○三。後寫成文章〈台灣族群政治探源〉,(按,現在易名為〈台灣族群政治與國家認同〉)披露於《當代》第二二九期,二○○六年九月號。
(註 六):《財訊》,轉引自吳祥輝,《選舉學》,頁一三六,遠流出版社。
(註 七):金恒煒,同(註五)。
(註 八):周玉蔻,《李登輝的一千天》,頁三二八。麥田出版社。
(註 九):ACNielsen媒體大調查,調查時間:二○○六年一月―六月。
(註 十):杜朝《向歷史討個公道》,頁六三,光點文化。按,此書全站在誹謗者謝啟大立場,儘管謝等最後二審定讞有罪,謝並入監服刑,但透過此書「抗議台灣司
法 不公。有趣的是,作者杜朝,不知何許人也,連扉頁照片都掩掩遮遮,好像不敢示人,倒是合照的謝啟大面目清楚,豈不怪哉。本書不值一讀。

(註十一):劉昌德/魏玓〈檢視「罷免案」中的台灣媒體操作――《中國時報》與《聯合報》的假客觀真偏頗〉,《當代》一六○期,頁六四―七○,二○○○年,十二月一日。
(註十二):同上(註)。
(註十三):趙彰杰,〈林懷民:《聯合報》不要那麼藍〉《Taiwan News財經文化月刊》,頁八五,二○○六年二月十六日。
(註十四):同上(註)。
(註十五):金恒煒,〈《中時》白吃「中視」,拿什麼?〉,《台灣日報》二○○六年五月一日。
(註十六):嚴家同,〈誰來告訴媒體老闆和總編輯們〉,《目擊者》二○○六年,頁六。
(註十七):波笛爾/文,林志明/譯,《布赫迪尼論電視》,頁二十,麥田出版社。
(註十八):同上(註)。

(作者金恆煒為政治評論者http://wenichin.blogspot.tw/

2013-2-8

金恆煒專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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