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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族群政治探源

◎ 金恆煒

「黨國」即「族群」 

 許多人都說台灣是移民國家,所以有「族群」問題;對也不對。先說不對的地方。台灣的定居者,固然是一波一波的移民,最大的移入潮,在一六六一年鄭成功率領兩萬五千官兵,從中國厦門攻台灣,翌年二月打敗荷蘭人;是為明鄭時期。到一六八四年,在台的清國人,即台灣人口,達十五萬,到一九○四年的日治時代已增加到兩百八十萬,依統計,到一九四○年,達六百萬人左右。到一九四九年,蔣介石帶着百萬軍民揮軍入台。這百萬中國人,當然是移民,至於六百萬在地的台灣人,定居於此數百年,綿延好幾代了,對他們而言,台灣不是移民社會。把台灣當移民社會看的,是蔣介石的人馬。那麼,要問的是,為什麼一百萬人的少數觀點會被多的六百萬人所習用?難道不是權力座標使然?為什麼過去四、五十年都隱而不顯,相安無事?愈晚近愈激烈?先引幾個說法:

今天的台灣…處於政治變遷的階段,族群問題已經開始發酵,在政治競爭的催化 之下隱然形成區隔的標籤,埋下分裂的種子。(李亦園,二○○四年)

一九九五年夏,…,當時台灣的族群問題正方興未艾,…,台灣愈來愈嚴重的族 群對立情況。(喬健,二○○四年)

從而可知,當時已觀察出族群問題,從「發酵」而「對立」,到後來的「激化」,甚至「撕裂」,都有人宣之於口。尤其泛藍或國親,一再指控民進黨用撕裂族群當競選手段。藍營/國親為了拿回政權,指責民進黨「撕裂」族群,到底符不符合事實?最近連所謂「親綠學者」吳乃德也認為:「政治領導者卻以動員族群情感來取代反省。」好像操弄族群的是民進黨專利。

  真的嗎?真的是民進黨動員族群?那麼要問的是,為什麼過四十年來台灣沒有「族群」問題,只有在民主化之後才有?二○○四年大選之後,為什麼族群激化更形尖銳?問題是:第一,誰是真正撕裂族群的罪魁禍首?第二,族群尖銳對立,是不是於今為烈?為什麼?所以,第三,回溯台灣的歷史發展,才能找出族群對立的源頭,也才能還真相於事實。

  先說答案。中國國民黨在台灣的戒嚴統治,就是以「族群統治」為基礎,今天的「族群」對立,不過是被壓制的台灣人終於可以尋求正義、平等與權利。陳定南選省長,喊出「四百年來第一戰」,算不算族群對立?台灣人喊「出頭天」,算不算族群對立?今年(二○○六)六月,台北市政府出錢與德國APA出版集團合作,發行《台北導覽》(Insight City Gaide:Taipe),特別用box標示"WHO AM I",強調用「台灣人」的稱呼會使「二戰之後來台的中國人感到不舒服」云云。(頁三四)這本由台北市長馬英九特別寫序推薦的導覽,刻意挑出「族群認同」,突顯的是「二戰之後來台的中國人」馬市長的族群心態,從而造成政治風波,但是重點是,這段話正明確勾勒出「台灣族群」對立,不是「四大族群」的衝突,而是台灣人與中國人的兩元對立格局,也才看得出台灣族群「撕裂」的真正因素。當然背後還有更嚴重的「國家認同」,這可以另文分析。

外省的中國人治台

  台灣四百年歷史,是漫長的殖民史,台灣人永遠居於「被統治者」的地位;從荷蘭入台到日本佔台到中國治台。異族統治且先不說。一九四九年蔣介石帶著軍隊到台灣來,實行的不折不扣是族群政治,少數的外省人跟著軍隊到台灣人,壓制多數的本省人。最重要的是,蔣介石已不是總統。當時的總統是李宗仁,蔣只是一介平民,到台灣之後,從蔣一世到蔣二世建構蔣家王朝;蔣介石做到死,父死子繼,蔣經國也做到死,若不是江南案發生,恐怕台灣蔣不完。兩蔣遂行的是「一人獨裁,一黨專制」的白色恐怖。中國國民黨掌控而且絕對壟斷政治權力到滴水不漏的地步,黨政軍特媒成為「黨國」的禁臠。只要看所有國家機器/權力機制掌控於外省族群的「一人一黨」之手,族群政治的本色渾不能掩蓋。

 這裡有一些資料,可以說明兩蔣時少數「外省族群」,憑藉「戒嚴法」,遂行白色恐怖,從而盤據所有山頭、要津,厲行族群統治。

  先看政府的組成。從一九五○年到一九六○年,四任的內閣中,外省籍閣員100%,一九六二年之後,本省籍進入內閣的只佔了二席,到一九八四年還是外省人主控內閣。行政院如此,三個國會尤然。立委外省人中佔78%,而人口數佔80%的本省人只有20%的席次。立院如此,國大與監院基本上相同。

再看看中國國民黨的權力核心的族群分佈,到七○年代外省權貴高居達85%,此情形到八○年代基本上沒改變。蔣經國過世,李登輝以副總統接替總統,國民黨內的爭議是,李登輝可以繼任總統(憲法如此規定),但不可以出任黨主席;黨的位階在國上。這一鬥爭,大家耳熟能詳。重點是在「黨國」體制下,「黨」才是核心,黨機器不可以落入本省人手中,即使如陶百川這樣所謂「開明派」,的亦抱持這種心態。

  「國軍」(國民黨之軍,帽徽是黨花,唱的是「黃埔軍歌」…)、警察更不必說。在軍、警高層,外省人各佔95%及92.7%,將官中,外省人高佔98.7%,即使逐漸下降,也有92.6%、84.1%;無論將官、校官、尉官都是外省人天下,只有士官,本省人比外省人多。

  蔣經國崛起之初,清理接班隊伍,號召「吹台青」,汲納本省人進入政府;地方/侍從的權力結構開始出現。晚年宣稱「我也是台灣人」,但黨政軍高層人員的族群分佈,外省人遠比本省人多且重要。更不必說調查局等情特機關。

  媒體亦然,政黨輪替的二○○一年之後,《聯合報》社中外省人與本省人之比是八○比二○,《中國時報》則是六五。六比三四.四,戒嚴時期可知。兩大報老闆爭相競逐中常委,一切以黨國利益為主。《聯合報》在七○年代一度經營不善,尋求王永慶的財務支援,錢下去了,也派人進駐,蔣經國卻阻斷王介入媒體,因為台灣人可以做生意,不可染指媒體,王氶慶只好認賠退出。只此一例,就看出「族群」政治的利害。

  也就是說「國家機器」以及「意識形態國家機器」不容落入本省人手中,台灣的「族群政治」在每個領域中全都顯現。比如,重榮民權益、輕農工的權益,照顧的不是「外省族群」?再以「教育權」為例,依經濟學者駱明慶根據戶口普查資料,推論出「前教改」的大學入學管制時期,外省男性進入大學的機會是同年齡本省男性的二倍到三倍,台大的差距更大;連入學機會都有省籍差距,何況其他。教育如此,語言與文化政策,更是「外省化」或「中國化」。

台灣人的悲哀

  從以上簡略的敘述中,可以看到,族群真正的「對立」與「撕裂」,最嚴重的時候,是在「外來政權」中國國民黨統治台灣的四、五十年。依容格(C.G. jang)的理論,人類是集體動物,個人受團體的迷思、禁忌和文化規則所控制。故而「黨國體制」不只是權力機制,也是發揮功能的組織,更展示獨特的符號、儀式和規範;台灣政治改變,最難的在此。李登輝執政,提出「本土化」與「民主化」,正是要力矯「少數統治」的野蠻現象,也因此李登輝成為國民黨內外省族群的頭號敵人,終於在二○○年連戰拿回黨權後遂行「逼宮」,被迫下台;國民黨要回復兩蔣路線,號稱「再造黨國」。

  值得探究的是,為什麼二○○四年大選之後,族群對立更轉激烈,原因是,少數外省族群統治基礎喪失,從七成比三成到六成比四成到五五對峙之局,過去強勢的「少數族群」發覺到他們可能統治權不再,過去的被統者翻轉成統治者。別的不說,從來不必示威的族群開始上街了;三一三示威與三二○之後群集凱達格蘭的群眾中,外省人是主導,親民黨立委是主導。

  外省族群只佔15%,與客家族群相捋,卻從來不認為自己是「弱勢」族群。客家族群強力要求成立「客委會」,以外省人為主導的外省族群,從來沒有成立「外委會」的需求,因為軍公教已納入到福利政策之中。更且心目中也以「高人一等」自居。白先勇的《台北人》引用劉禹錫的〈烏衣巷〉當「卷首語」。「朱雀橋邊野草花,烏衣巷口夕陽斜;舊時王謝堂前燕,飛人尋常百姓家。」正是最好的寫照。所以外省人,不管是老兵、賣米粉的、舞女大班,全屬「朱雀」、「烏衣」、「王謝」,今天只是委屈的寄托於「尋常百姓家」的台灣。

  「王謝」優勢盡去,相反的「本土政權」將取而代之,過去外省凌駕本省,勢必翻轉成本省凌駕外省;新黨趙少康的話,最能形容他們的失落;他說,在台灣他們是少數,但把中國納入,他們就成多數。其中透顯的心態,十分值得玩味。從而也可做為「族群―國家認同」議題的參考之資。

  從二○○○年到二○○四年,陳水扁總統之所以能蟬連,之所以能增長一百五十萬票,主要的因素就是「台灣人意識」,也就是以前黨外高呼的「台灣人出頭天」,這裡形成的「外省」與「本省」的兩元對立,追索其源由,不能不說是國民黨「族群政治」下的對反。

  民進黨既已執政,當然要解決「族群」問題。其實在李登輝當總統時,就知道問題之所在,他提出「新台灣人」,可惜掩沒在選舉的勝負中,減少了弭平的效應。

台灣人vs 中國人

  第一次政黨輪替是民主「轉移」(transition)的第一步,民進黨執政的最大障礙就是外來政權的不承認,因此衍生「合法性」足不足的問題。依法國政治學者Jean-Mac Coicoud說法,「合法性就是對統治勢力的承認」。二○○○年陳總統以百分之三九.四○選票勝出,選完不久,國親發動「罷免案」,要罷免陳總統;二○○四年選後,連宋心懷不甘,高呼「選舉無效」,甚而提出「偽政府」之說,正顯示外來政權不承認「本土政權」,甚至如親民黨立委李桐豪公然說,對陳水扁「人人得而誅之」。最大的因素之一,可能就是族群意識作崇下所生的國家認同的分歧;宋楚瑜是外省人,而連戰是「半山」,連戰挑釁且示威的公開宣稱他是「純種中國人」。可見族群政治還在發酵;一方以「中國」為正統,一方則以「台灣」來對抗。

  所以,現在指控「族群撕裂」是「去脈絡化」的斷語,其實台灣「族群政治」已不可能再現,大家透過民主選舉、公平競爭。但是,少數外省人非要拒絕「承認」多數台灣人,一定要「否認」到底,但透過一次、一次的選舉最後勢必邊緣化,這是時間的問題,而且時間不多了。就「本土政權」而言,目前正在跨越黃金交叉的關鍵點,用馬基雅維利的觀點,本土政權只有全面掌控(比如75%:25%)之後,才有釋放「寬容」的本錢,也才有「包容」的成效。

  另一方面,外省族群如果堅不放棄「優越感」、「強勢」的包袱,不要說主動伸手去握台灣人的手,連被動也不願意,固守自己目前諸如媒體界或學界的優勢而遂行「不合作主義」,那麼權力全面輪替之後,在媒體與學術界上的外省族群權力也會接著移轉。

  所以,族群包容需要雙方都有共同有意願,才能達到;如果像《聯合報》黃姓「高層」一樣,動不動祭出「血統論」,威脅外省同胞不可以背叛自己的血液,那麼「撕裂」族群的不是本省人而是外省族群;絕大多數的外省族群,生活在台灣,必須理性的去做策略思考。如何在不同的族群社會中,以少數族群而取得最大的發展與生活空間。

(原載《當代》229期,二00六年九月號)

(作者金恆煒為政治評論者http://wenichin.blogspot.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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