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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丁貴:一人一元廢集遊法

 

◎ 蔡丁貴

 

台北中正一分局對我與民眾在公共場合的意見表達,到目前為止,對我開了28張違反集會遊行的罰款,總共84萬元,而且將罰款處分送到行政執行處,限我在1月27日上午10前一定要繳款。我打電話到行政執行處去詢問,如果在限期內沒有繳交,會發生什麼樣的情況,對方告訴我,以法行政(聽起來很熟悉的口頭禪),他進一步解釋,會扣薪支、查封財產。我就靠台大這份薪水讓我內人過日,一年多下來,陪她的時間,實在太少,內心已經感到愧咎,如果再讓流亡政府把這份薪水扣去一部份,那罪過實在太大,佛陀、上帝與阿拉都不會原諒我,所以就先想辦法繳錢吧。

1月27日上午9時,我與一些捐款的基層朋友在台灣客社張社長的陪同下,帶了一大箱的硬幣要警局靜坐等候繳錢。10時左右,台灣非暴力抗爭的教父林哲夫教授及鄭國忠牧師來到警局前與民眾靜坐等候警員數錢點收,也當場給民眾上了一堂課,堪稱一個非暴力抗爭的新經驗。更新的經驗是,中午警局要休息,我們覺得需要活動一下,本來就預定回到基地休息,不過路上到達總統府時,又碰到警察舉牌唱名說我違反集會遊行法,連鄭牧師都生氣了,總統府周邊的道路不能走,就要偏偏走兩圈,沿路看到很多北一女的學生也是3人以上集體成行,也看到中國觀光客集體拍照留念,警方也沒有動作。可見集遊法確實是限制人民言論自由的惡法,它只是選擇性的對人民的意見採取限制,確實是當年解除戒嚴時故意設計剝奪人民言論權利的惡法,必須廢除。

當日到下午5時左右,帶來的零錢在警方請來的銀行行員的協助下,總算清點完畢,但是只繳了14個案子的罰金。所以,28日一早我與一些關心的民眾只好在台北市沿路募款,到濱江市場與迪化街的年貨市場,走過華陰街的年貨大街,看到募款招牌的民眾,冷漠的居多,投錢的也不少,深深覺得台灣的社會仍然充滿溫暖。有民眾要替我整筆繳交,我告訴她,廢除集會遊行法必須透過社會運動,找到84萬人每人出一塊錢,總比幾個人出84萬元好,這個募款如果能夠喚醒更多的台灣人民,用1塊錢來捍衛自己的言論自由的權利,就值回票價了,在台北市走多少路也是值得的。

也有民眾問我,為甚麼不去台灣大學的校門口募款?台大不是也有很多去年參加野草莓學生運動地師生嗎?我卻覺淂,號稱台灣第一學府的臺大,又自以追求世界百大的一個大學,實在不必我來倡導廢除集會遊行法,保障言論自由,台大師生是應該自己走出來,帶領這個百般受到外來政權扭曲的台灣社會走出一條活路的。現在看不到這種情形,不如走入民間基層,向失落在社會各個角落的有識之士取經。如果一個教育機構受到統治者嚴重污染,人民還是比較可靠。

走過台北火車站,濛濛細雨,外人看起來,有一點淒風苦雨,我們卻是熱情如火。跟下課等候公車的學生喊話,有女大學生(299路公車應該是輔仁大學的學生)出 100元,有綠色制服的高中生出1元,有民眾出10元到1000元不等,總數離罰款的目標值還有一點距離,但是連我內人都感受到這個公民教育,真的很有意義,也就沒有攔阻我繼續當街募款。當年家母提醒我是乞丐命,要認命體會。好友開玩笑說,這樣的當街募款方式,也算是大乞丐的方式吧。60餘之年,已經知命,民之所慾,隨心所慾吧!(Jan. 29, 2010)

 

洩密罪與有利證據

昨(1/29,週五)日下午是阿扁總統國務機要費上訴高等法院案審理的日子,利用到台北SOGO街口募集「集遊法」罰款的空檔,到高等法院旁聽。阿扁總統瘦了不少,但是精神看起來仍然堅強,對不公不義政權的氣憤之餘,寬心不少。長期關懷阿扁總統、也是公投盟救援阿扁總統小組的召集人鄭小姐,在我進入法庭之前特別介紹一位警官,他一直向我表示,一定會盡力將阿扁總統照顧好,請大家放心,我也感受到他的義氣凜然,表示感謝。在外等待的時候,看見警方用刀片鐵絲網綑成圓圈方式放在高等法院原來的矮牆上面團團圍住。前來抗議的民眾,長期下來,精疲力竭,剩下意志堅決的少數約略20人左右,警方用此方式,實在膽小怕事,毫無擔當。由於圓圈刀片鐵絲網突出於既有圍牆之外,路過行人與警員有多人的衣服都被勾住,令人捏一把冷汗。我事後當場要求警方必須改善,避免造成傷害。這些可愛的民眾經過一年多對非暴力抗爭的認識,已經知道如何拿捏進退的分寸,繼續長期非暴力的抗爭。到法院聲援,對領導者的表態支持,正是非暴力抗爭的正確方式之一。這一些民眾做起來,這麼自然就符合印度甘地的非暴力抗爭法則,水準之高,令人敬佩。

進入法庭之後,合議庭傳喚證人洪教授,詢問21世紀憲改聯盟接受阿扁總統贊助新台幣200萬元、用以推動憲政改造活動是否屬實,洪教授均加以證實確有來自陳總統經由游錫堃秘書長轉交的該筆捐款,但檢方指出,縱然證實有該筆款項之贊助,該筆款項仍有可能是私款、對外募款後贊助、或是國務機要費三者之一的疑慮,聽起來是強詞奪理的硬拗。最後,檢方與辯護律師雙方意見之癥結點,就是有關機密文件內對阿扁總統有利的證據,是否可以打開查閱。檢方威脅控以洩密罪方式而不贊成打開文件,並主張再送回國安會重新認定「機密」等級;辯方以當時尚無「國家機密保護法」之分類,文件上標示之「機密」僅作為提醒加強管理之用,只要不對外公開接受查閱,居於對被告有利證據的取得,主張文件可以打開。阿扁總統補充,當年了解機密性質的國安會高階幹部如今已經人事全非,況且如果文件性質等同於當今法律規定之「最高機密」者,為何又列入移交,讓後任而不須知曉者加以翻閱,也主張合議庭應該打開文件。主審法官表示合議庭可以考慮。

整體來說,高等法院合議庭的態度沒有地方法院審理時蔡守訓的囂張與主觀立場,司法正義的游絲還在,令人稍有期待。但是,私下覺得,阿扁總統的律師經驗與智慧可能也製造一些障礙。很明顯的,這個案子是一個政治案件,阿扁總統似乎要以法律案件來求勝(也許他還在等待最後的時機)。我旁聽了之後,覺得阿扁總統可以主張,寧願選擇違反「國家機密保護法」而以洩密罪被起訴,也要取的國務機要費使用的有利證據,以證明自己的清白。只有這樣,才更能凸顯兩個法律的不合理性、及對這個不公不義流亡政府的控訴。在馬統幫一干人的政治操作之下,阿扁總統期待清白翻身的機會,我覺得不大,雖然非常氣憤、同情與關心,但也直接使不上力。阿扁總統只有扛起台灣人的十字架,思考如何減少對自己及家人的傷害、而能擴大對台灣獨立建國的戰力前進。旁聽之後,心中的痛,無法釋懷。(Jan. 30, 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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