偶然讀到某哲學教授的論文「儒家修行工夫理論的進路」，文中似乎譴責西方傳統沒這方面的研究，我直覺的反問：難道西方二千多年下的哲學和宗教傳統就不重視這教人成聖成賢（美德者）的學問和方法嗎? 事實明擺的是：他們也在努力地在教學和履行，所以他們所出的聖賢們甚至可能都比東方多，除非有人敢斷言西方的聖賢比不上東方的聖賢! 我想沒有人瘋狂到如此說。但是的確有二位在廿世紀已被封為「大師級」的儒學學者如熊十力、牟宗三，他們在文章中似自認擁有真理和美德，高擧儒家來批評其他的宗教、哲理系統，如佛教、道家及西方的猶太、基督宗教和哲學傳統。本文將以秉持 健全的常識來 指出熊十力及牟宗三師徒的傲慢與偏見。
讀過熊十力和牟宗三著作的人（我個人在就讀台大時代還旁聽過牟宗三的十幾次課）都會感到那強烈的中國傳統聖賢的氣息，生活在現代，其衣著竟然是長袍馬褂，好像有意凸顯他們不但是長輩、老師，甚至乃是 得道的哲學家或儒者，感覺上令人難以苟同。他們或許應該像唐君毅先生多謙虛些，但偏偏其行文及講話口氣卻是自信滿滿，好像只有他們的儒家形上學才是真理。我當時和現在的健全的常識直覺仍是：他們只是詮釋了古代儒家之說，僅僅只是一家之言，根本也不必去批判别人是謬誤的異說。
熊牟師徒都好談儒家最核心的議題- 道德良心，所謂美德的學問，牟宗三稱之為「生命的學問」。這裡，從健全的常識之觀點，一開始就必須區分：作為聖賢「人格者一美德者」，和談此聖賢人格的「學問」。歷史上及現代常常出現異於凡人的美德者如：摩西、佛陀（阿羅漢、菩蕯）、大雄、蘇格拉底、耶稣、孔颜、老莊、竹林七賢、奥古斯丁、弗蘭西斯、史賓諾沙、甘地、德瑞莎修女等等，還有一群黙黙無名但確有智德兼備的人們，不及備述。常識很明確地認為：他們都必須是有愛心的思想且必見諸行動的人，即擁有美德者。僅僅只是心念上，思想上的企望是不足夠的。那麽，像海德格、熊十力、牟宗三（還有像杜教授••••等）大談生命的學問或「authentic existence」的人，也能列入美德者嗎? 當然不是！或許他們私生活想學聖哲，修行嚴謹自制，但是因為沒有明確的行動（或事功），人們也只能認同纯是哲學或宗教领域内的知名教授而已。德瑞莎修女以救助苦難人為己任，她絕不會自認是聖賢，但卻以行動事實去體現，誠然是擧世公認的聖賢！儘管德瑞莎黙黙的善行為 本身已充足，不須再被認証，然而人間最美妙的事就在於：即使在古代或近代完全沒有媒體的世界，自然還會有人把聖賢的事跡流傳出來，因為美德是這個世界中人們所最敬佩、最激賞的行為！
牟宗三哲學中最常使用的術語是「實踐的」（ practical )一詞， 他說中國哲學都是實踐的哲學，但是讀他的書常感到最困惑的就是：他書中說的「實踐」卻不是健全常識所謂的實踐，我們一般所謂的「實踐」就是身體去做的行動，不一定和道德有關，例如「實踐檢驗真理」，此實踐和道德有任何關係嗎？但牟宗三談中國的實踐哲學，卻純是書本上談（即理論地談）如何修養的功夫及其哲理上的理論根據（見註），他們的學術著作基本上類似於現代書店中的self help 架上的書，顯然讀者們不必然閱讀了就跟著去行動，否則就滿街都是成功人士或聖賢了。凡在大學或中學教授公民道德課、倫理學或哲學的老師們，並非本人就會去實踐道德倫理的人格者，這是 簡單的健康常識，而如果 這些老師們卻以人格者自居，除非有明顯証據，否則 健康的常識將會判斷他們大都是偽道學者、偽君子！
很不客氣地說，我發現學哲學和宗教的人很容易出現偽君子，說起美德口沬橫飛，私底下卻男盜女娼，幹盡壞事。美國有一著名的牧師面對數萬名信仰者大講耶穌基督的登山寶訓，出了教堂就去嫖妓。中共政治上，毛澤東、薄熙來等也是範例，學術界最有名的莫過於郭沬若。1950年共產黨奪權後，逼人的時勢也照出了許多妖人，二、三十年代有名的哲學家乃公開放棄舊信念，迎合共產唯物哲學，例如馮友蘭丶熊十力，朱光潛等 ，族繁不及備述。然而當代也有很多 真知識份子不肯屈就被迫害致死或自殺，著名哲學家張東蓀、文學家老舍即是諸多相反的範例之一二。我的意思是，熊十力他們本可稱病，或退休而不再著述，但他們卻甘願繼續出書媚共，真小人也。就一般常識（還不需用上 健全的常識）判斷，這種人的道德心性著述 該都丟入垃圾桶！我想不通為什麼還有人贊美、硏究熊十力等，只能說這些支持的讀者違反了健全的常識！而且作為熊十力最著名學生的牟宗三似乎從未公開譴責其師之過錯，這應已違反他自己著述的宗旨! （關於熊十力在大陸淪陷後的媚共文字，網上流傳許多相關文獻。）
這件事讓我聯想到德國的海德格，他應是和熊十力同代的人，在廿世紀二三十年代即出版巨著《存有與時間》（Being And Time)，呼籲人要過「屬己的」（真誠的authentic）存在方式，不要人云亦云地過一生，很好的哲學理念且分析又细膩！但是海德格在希特勒上台後即參加國社黨，直到納粹戰敗，他在1953年舊書再版中仍未删除支持纳粹的言論，經盟軍調查，一度被禁在大學授課。西方海德格的教訓似未在台中港三地發酵，也許要等到哪天中共垮台，歷史才會對熊十力丶郭沫若等做出正義的裁判。
為什麼我要多次提及熊十力？因他行文嚴𧫴、頗具分析能力，未赤化前早就被封為儒學大師，連狂傲不倨的牟宗三一辈子都在闡揚他的老師的理念。牟宗三基本上是引過時了的康德道德哲學來詮釋中國儒家，其核心思想皆來源自熊十力。但他採用康德的「智的直覺」（intellectual intuition)概念，似乎在包括熊十力在內的當代名人中所從未見過，這很可能和他個人在1960年代硏究康德哲學有關。但他的硏究其實 又違逆康德本意，康德說只有上帝才有 智的直覺，一種無限智心，而有限的人類不可能擁有這種心智力，偏偏牟宗三（跟隨熊十力）認為人是具有這種無限能力，即道德的良知良能，這不是一般人會以為的道德心理學而已，而是對道德良心做了擴大深化的形而上解釋。而且佛家的般若或佛性概念、道家的無為、真人也同屬形而上的無限心，真常心或真我，由之才能根源地說明萬事萬物。熊十力和牟宗三皆相信人是一種外表有限（肉體有生死），實質上（精神上）無限、永恆的存有，毋庸說，這種說詞似乎和現代人的健全常識相背反，但他們卻理直氣壯地自認掌握了真理，論述口氣極為自信，因為只有他們抓住了人人本具的仁心、無限心、真心、真我。他們也據此論說佛家的”般若”（其原義是指智慧、無分別智non-conceptual knowledge，既是非概念、非名言可致的，怎麼可稱為「智」的直覺？我個人認爲佛家「般若」的意思是更接近法哲 柏格森（Bergson)的 非智的本能的一體性直覺）的最終哲理也是如此一般形而上的，但最後又把儒家道德形上學放在佛、道兩家之上！
其實，僅就佛法而論，印順法師在大陸時期早就批判過佛法中的真常心系，也批評過熊十力的儒家道德形上學（算是間接批評了牟宗三），印順說佛法的大義是龍樹的般若中觀緣起假名性空義，而空義反對一切形而上的見地，視之為無益的戲論。
然而必須指出整體形勢對真正佛法是不利的，因為就筆者所知，现代印度哲學的硏究已指出印度人在西元四、五世紀，可能更早，就以他們正統 奧義書的梵我 （真我）詮釋佛家的佛性或般若，並已進行了一二千年，佛法乃很自然地消融入印度教而最終默默消失於印土。直到今日，印度最出名的教授或哲學家們還都在用 永存的無限心或真常心來詮釋佛陀和龍樹的般若空義。
此中必須一提的是印度Murti 教授在詮釋龍樹中論的「The Central Philosophy of Buddhism」（1955年英國倫敦出版）一書的影響力。下面是有關於這本書和牟宗三思想關聯的一些個人猜測。我嚐試問：牟宗三對佛法的理解是從哪來的？應是他早年在大陸時期接觸過 歐陽竟無、呂澂、王恩洋、熊十力丶太虛法師等人的佛書，他的《心體與性體》（1968台灣學生出版社）第一冊末的附錄「佛家體用義之衡定」，應是牟宗三現存的最早有關於佛法的論述，寫於1960年代中期。稍後1971又出版《智的直覺與中國哲學》，用康德本人並不認同的哲學術語「智的直覺」詮釋了整個中國儒釋道三家哲學，詳細闡明諸如儒家智的直覺、道家智的直覺、佛家智的直覺之不同風貌，尤其是第19-21章中詮釋中國大乘佛法。1973年，牟宗三在台大客座主講中國大乘佛學(我當時是台大哲硏所學生，曽在現場聆聽，也知道上下屆許多有興趣于中國哲學的同學們大都奉 牟宗三為大師或拜求為私人老師），這個講課內容就是後來出版的《佛性與般若》（1977年）一書。牟宗三對龍樹佛法的般若空義之理解受到誰最大的影響，如上所述，我一直沒有看到他在著作中明説過。但是他曾透露在1960年代又接觸過 印順法師早年（民國40年代）關於龍樹的二本專著，但似乎並未給予很高的評價，因為是牟宗三知道印順法師曾撰镸文批判熊十力（見《無諍之辯》）。因此我在這𥚃提出另一種的猜測：很可能影響牟宗三最大的一本書就是Murti 教授在1955年出版的英文龍樹專書「Central philosophy of Buddhism 」，印度Murti教授係第一個採用康德Kant的「智的直覺」概念（牟宗三是後來跟著採用？）詮䆁龍樹佛法的般若，即般若 被詮譯為 智的直覺。上述我已表明Murti 書是對龍樹哲學的一個錯誤解讀，而牟宗三的書也跟著錯解龍樹的佛法。Kant 原義是 吾人並不具有 智的直覺，只有神才有此無限智力，但因為人一旦獲得殊勝的般若，也就同時證明人在深層擁有這一種無限的智心（像極 上帝、Absolute、真如心、自性清淨心，甚至仁體），然Murti他是個印度教徒，企圖引 奧義書的真我（atman)入佛的；而在牟宗三，就像他的老師熊十力支持儒家的心性本體之學，即牟宗三的佛法硏究書籍《佛性與般若》最終是企圖引儒的良心仁體入佛的！(此中詳細論述文章將另行發表）
牟宗三和Murti 教授的學術硏究存在某種關連，我再說一遍這是我個人的猜測，也有可能他們不但互不相識，且根本不曾讀過對方出版的著作，幸運地是他們的硏究成果殊途同歸，這種可能性不應立即排斥。
但是考量到：1）同時研究康德和龍樹哲學的教授級人物全球已是鳳毛鱗爪，2）又同樣採用「智的直覺」概念詮釋龍樹及佛家的般若，則其可能性幾可判斷為零。又，3）牟宗三的書出版晚於Murti（1955及1968，慢了13年），他很可能在香港中大教書時期讀過這本書，卻又有意掩飾其對自己硏究的重要性，故從未對別人提過？！
或許研究牟宗三的中老一代學者可能聽過牟本人談過Murti的這本書？或者至少牟的徒弟們當年在老師舟山路台大學人宿舍家中的書架上看過這本約三百多頁的英文書，從而找出這層被企圖隱藏起來的學術關係？總之，我希望有人會進一步探索一下我這𥚃提出的猜想。
【註：牟宗三寫的許多大册書如《心體與性體》《圆善論》幾乎都在闡述本質上來自熊十力的心性哲學，但是他採用的康德(Kant)哲學中的一大堆術語來詮釋中國古代的心性論，這是他獨創的。康德有理論理性和實踐理性之分，前者分析數學和科學成立的理論根據，後者則分析美德或道德的實踐根據，二者其實都是理論或概念的分析，其预設世上有世上已存在 科學和道德法則的事實，再去分析其背後形而上之原理，故分別稱之為「理論理性哲學」和「實踐理性哲學」，所謂 實踐理性哲學即是即指 道德形上學，牟宗三採用了康德這個術語，儘管仍然在理論層次談道德心性問題，常簡稱之為「實踐哲學」，這卻容易混淆一般人的常識，因此我在上面建議應放棄「實踐（理性）哲學」一詞，用「心性哲學」+「道德哲學」來代替之。换言之，我們都可以承認中國古書的哲理中很大一部份都是「道德及心性哲學」，包括各種修身養性工夫論。】
（完稿於01/31/2023）
